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美国成人教育专业化程度很高，致力于发展成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也有较长历史。从理论研究、专业人才培养、专业组织和保障制度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美国成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历史演进，并结合实际提出对我国成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的启示。

19世纪通常被视为是英国历史上的“改革时代”。教育也是众多发生变革的领域之一。在教育领域的变革中，宗教因素，特别是教派之间的斗争也起到重要作用。在宗教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非国教派与国教派在教育领域相互竞争，国教派的垄断特权不断被打破，教育的宗教色彩逐步弱化，初、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政府教育改革逐渐深入，从而为英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日本国立大学招生考试实行国家统一考试与大学自主考试相结合的“复合型”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使大学招生考试实现了国家统一要求与大学个性化要求的融合；而且在促进大学招生自主化、选拔方式多元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国立大学招生考试在制度模式、招考权力、招生名额分配等方面对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直接决定着大学生对就业目的与意义的认识，以及具体实践过程中对就业相关事务的评价与选择。当前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存在着“个性需求与从众心理并存、在就业与择业的优先性选择上举棋不定、岗位选择过程中的非理性以及个人功利追求突出”等问题，客观上要求在发挥大学生主体自我学习和发展的能动性基础上，提高高校就业价值观教育和引导工作的实效，并发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功能，形成合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科学合理的就业价值观。

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对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创新水平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在对比分析京津冀金融发展差异基础上，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11项指标的投入产出动态面板数据，应用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京津冀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融合效率，探讨提升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度的改进建议，以利于更好落实创新驱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根据“桑德沃理论模型”以及在调查和分析京津冀化解产能过剩中企业劳资冲突风险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了企业劳资冲突风险预警理论指标体系，在初选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粗糙集理论分析样本企业历史指标数据与劳资冲突事件发生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属性约简并确定每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再结合主观赋权，得到每个指标的综合权重，将最初的22个三级理论指标约简至15个操作指标体系。在收集了京津冀三地钢铁、水泥、电解铝3个产能过剩行业的有代表性的48家企业和246份员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基于主客观综合权重及数据的规范化处理结果，运用多属性决策方法对样本企业劳资冲突风险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量化预警。运用的组合赋权方式增强了量化预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预警结果表明：有一半的样本企业劳动关系存在一定风险，其中处于重警状态即处于危险区域的企业占17%，处于巨警状态即处于极危险区的企业占2%。警情较重、处于极危险区和危险区的企业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占50%；民营企业占30%；股份制企业占16%。从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钢铁行业。

大城市在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廓清大城市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以中国直辖市以及部分副省级城市为研究蓝本，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引入人口密度、流动人口比重等变量，构建16个大城市二三次产业生产函数，定量分析大城市发展中人口聚集对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长期促进作用和劳动力在二三次产业发展中的贡献。结果证明大城市人口集聚、人口流入对于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性作用，在大城市产业发展中劳动力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提高。同时，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于提升人口素质、引导人口知识结构变化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集聚通过金融功能的强化以及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遵循“机理分析-路径分析-模型分析”的研究思路，归纳出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信息溢出、知识溢出、创新催化、结构调整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基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视角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因果反馈路径；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Vensim PLE进行仿真模拟和政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优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创新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明显。据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以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主要环节和中心枢纽，承担着全国70%农产品集散任务，具有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供应、稳定价格等公益性职能。在分析农产品批发市场公益性建设必然性的基础上，探析公益性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寻找农产品批发市场公益性实现的有效路径。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发达程度与城镇化水平高低存在很大关系。首先总结了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然后在回顾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东部6省市与中西部5省市产业集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并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东部地区处于城镇化中期和后期阶段，第三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超过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集聚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提高区域城镇化水平。

政府职能的转型迟缓正在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现有的讨论多集中在形而下的执行层面，难免出现头疼医头的痼疾。将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角度厘清政府职能的发展脉络，特别是强调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决定政府职能的原则。市场实际上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是典型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同一层面的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上下游的供给与支持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就应该积极提供发展型公共产品，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当弱势群体的生存成为主要的公共产品需求时，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因此，一个理想的现代政府职能结构应该以兼顾生存与发展的双元财政模式为基础。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教育政策制定是党和政府的决策系统对已经面临的教育政策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一项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在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参与制定政策的主体以及主体内部的不同层面，共同作用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教育部门与资源配置部门、竞合或利益相关部门之间之所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都有其内在的需要或者说是行为动因，而这些动因不外乎各个部门自身对权力、利益、政绩和价值的追求。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科学理论问题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科学解释、理论评价等问题的探究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亨普尔科学理论思想从初期到晚期有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即初期站在逻辑经验主义立场坚持科学理论的“标准观念”，后期则放弃了这一观念，提出包括内部原理和桥梁原理的科学理论“网络结构”模型。总体上，他的科学理论思想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科学概念作为科学理论形成的基础；二是强调科学理论中理论实体的重要地位；三是把解释与理解看做科学理论的主要功能。此外，亨普尔的科学理论思想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

以“生死一体”与“安之若命”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为出发点，探索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庄子在“无为而为”的自觉意识中将生命历程的个体体验塑造成一个中心圆的世界，生和死是起点和终点的重合,死生成为一体。安之若命是生命得以延续、实现生命之自然价值的无可奈何之举，其最终目的是突破生死而得“道”，超越自我达到无待，实现逍遥的精神价值。

中国小农经济孕育出来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元的宗法制度。此种制度决定了个人对家庭和宗族必然会产生强依赖关系。与此相应，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也占据价值的主导和优先地位，而个人则只是其所属群体的依存者或派生物。儒家文化之他“围”与个人之自“围”形成一种合力，固化了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同时，从文化之“围”进到制度之“礼”实现超越和融合，使群体本位思想得以渐进生成。

随着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实质性开展，公民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对于权益的保护意识逐步从私益向公益延伸。近年来药品安全事件频发，传统侵权损害诉讼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公益保障需求，为避免药品管制过程中行政权力滥用与不作为情况的发生，药品管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几成定局。基于此，应当依托当前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大背景，以药品管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研究对象，对原告主体资格认定、制度模式、举证责任以及奖惩措施等问题提出具体设计。

构建中国公共预算法律框架必须遵循预算法定原则。现代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与税收法定原则同步。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法律实现了预算法定原则。美国在其宪法中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和财政支出法定原则。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建立预算制度，通过1921年的《预算和会计法》，预算法定原则得以在美国确立。19世纪以后，法国、荷兰、德国、芬兰等诸多国家开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预算法定原则，标志世界范围内预算法定原则的确立。预算法定原则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涵盖全部财政收支的预算、受宪法约束的一年期法案和由法律确定预算外开支。世界各国宪法对预算案的要求包括：采取法律的形式、预算编制权属于政府、预算案不能成为征税依据、不得剥夺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预算案的效力期限为一年、预算案必须遵循收支平衡原则、预算案不得成为非法定支出的依据以及预算编制应遵循相关的技术要求。世界各国宪法解决预算与实际开支情况不符问题的方法包括：超预算、预先开支和预算效力延长。

批评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以2006-2015年间Web of Science TM核心数据库中发表的SSCI期刊论文作为语料，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了国际批评话语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通过探讨国际批评话语分析的总体趋势、研究热点主题词、重要成果影响力的聚类和演进，厘清了国际批评话语分析近10年发展的整体脉络，呈现了其最新研究进展和趋势，为未来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启示。

赵树理的绰号叙事体现了作者体会政治脉搏、反映政治生活的自觉，但这种自觉不是一种简单附和与政治追踪，其不仅表明作者“为人生”的劝诫立场，同时还涵盖善意的包容以及狂欢化的情感态度。赵树理的绰号叙事既具有具体反映社会生活、民族风俗习惯心理的主题意向，同时还委婉曲折地融合了赵树理本人创作本能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