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前国内外对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泡沫的争论,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透视人工智能落地的理论逻辑和商业逻辑,基于“技术—经济周期”理论、“产品市场契合度”理论、技术“社会接受”理论等多个维度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进行分析。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要以更加乐观的态度、更加积极的探索、更加主动的有为去创造各种应用场景,使大模型和各种人工智能工具更好落地产业、社会生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当前,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更加宽阔的思维、更加坚实的科学技术功底、更加宏观的认识水平看待技术创新、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022年“生成式AI元年”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崭露头角成为时兴的生产工具和言说对象,其被广泛纳入社会各界讨论的同时,也带动了“AI+学科”的研究浪潮。从ChatGPT出现以来新闻传播学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不难发现,学界对生成式AI进行了一系列文本性、话语性分析,但对技术实体的讨论相对匮乏。研究认为应进一步关注传媒基础设施理论以完善学科研究理论框架,提出了新闻传播学领域面向生成式AI研究的“物质形式—话语建构”分析框架,并分层次提出了值得学科深度关注的待解之题。在物质层面,应关注数据对生成式AI的“打底”功能,通过建设高质量中文媒体语料库提升对生成式AI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在话语层面,重视生成式AI通过“知识再塑”定义知识,从而定义普遍性的战略能力。

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科举从隋代开启,终唐迄宋初,每榜取士人数极少。进入太宗朝,伴随着疆域的基本统一,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取代各级留用旧官僚的实际需要,呼应了崇文的潜流。宋太宗即位伊始,便毅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从此,作为一项国策,科举规模扩大化被持续下来。科举出身的知识精英掌控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新型士大夫政治。士大夫政治还波及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促成了儒学的转型,唤醒了读书人的独立精神,加速了全社会文化的普及。科举规模扩大化积蓄出庞大的士人阶层,在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合一的特殊背景下,推动了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引导中国由近世走向近代。投向更为广阔的时空观察,宋代的科举转折,又奠定了此后元明清的科举制度形态,并且影响到宋朝周边民族政权,泽被东亚汉字文化圈。

宋金元时期既是古代“传染”概念形成及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社会疫病观念和实践手段走向成熟的重要节点。“传染”一语从早期“易”“染”等词,逐渐引申并拓展为魏晋隋唐时期“相蛀”“染易”等词,直到北宋其概念才基本形成。在南宋,医家、士人乃至政府对于疫病传染的理论认识逐渐丰富,促使社会上应对疫病传染的用药经验和防治理念走向日常化、生活化。道教医学在主观认知、实践技术等方面也积极作为。金元医家在疫病传染的理论治法和方药阐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和进展。尤其是元代医家不仅注重病种、病证、用药等经验积累,还在具体环节中透露出“预防”“自愈”“自终”“邻里传染”等理性思考。在北医南渐背景下,以陈言、朱震亨为代表的南方医家在描述疫病流行性、传染性特征时继承并发展了“病”“毒”相关阐释,逐渐构建起病因、病机相结合的疫病认知理念,促使后世对疫病传染中的“病”“毒”关系愈发关注。

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线索,对历代大型字书《弓部》收录的部分疑难字进行了考释。所考疑难字主要包括释义错误者、义未详者、义项误分者、注音错误者、异体字认同失误者、同形字未加别异者、俗讹字未与正字沟通者、已有考释尚可补正者。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在独特时代背景下推进发展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呈现出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制度内涵中包含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至上两大政治基础,具有约束性、稳定性和建设性的规则体系,以及作为关键行动和导向的治理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三个层面的行动又成为持续完善和发展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驱动,使基层治理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更能回应现实的治理需求。

以往学术界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多是在“城市”和“乡村”二元格局的宏观层面进行考察,鲜有-〓教育学研究教育公平视角下理论赋能教师专业发展专栏主持人:陈恩伦(西南大学)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作为衡量中国教育现代化成效的一把重要尺子,始终是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关键词。当前我国社会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有效推进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发展,而现实中不同群体间教育获得的差距使得教育不平等状况仍然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因此,进一步深化教育公平研究,打开教育不平等的“黑箱”,解构教育公平的微观机制,为“保障每个孩子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可参考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栏目聚焦我国教育公平与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内在联系,组编以下两篇文章。《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下我国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异质性及其路径调适》一文从“教师数字素养”这一微观层面对教育公平进行探讨,发现乡村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具有的异质性表征,并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促进乡村教师生成“城乡二重性”资本、合力共建乡村教师的“再语境化”场域、培养乡村教师“物或损之而益”的惯习为实践路径,以支持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与公平化。《互动仪式链视角下轮岗教师专业引领的困境与破解》一文中指出,依托轮岗教师的专业引领带动流入校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校内生性发展是教师轮岗政策的深层价值意蕴。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透视专业引领参与主体的互动过程机制,采取深化教师轮岗价值认同、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提高轮岗教师专业引领胜任力、制度化规约专业引领等策略破解轮岗教师专业引领的困境。两篇文章均关注到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实现教育公平中的现实问题,通过理论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多维破局探寻优质教育公平发展路径。文化再生产理论视角下我国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异质性及其路径调适陈恩伦,高〓杨(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400715)摘〓要:以往学术界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多是在“城市”和“乡村”二元格局的宏观层面进行考察,鲜有-〓收稿日期:2024-11-02〓基金项目:数字化学习技术集成与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创新基金项目“数字技术赋能教师专业发展成效研究”(1331006)〓作者简介:陈恩伦(1965—),男,贵州遵义人,博士,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高杨(1991—),女,云南曲靖人,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从“教师数字素养”这一微观层面进行探讨。基于学校教育承担文化再生产和阶层再生产功能的内在机制,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乡村教师在数字素养方面具有的异质性表征,阻碍了城乡之间实现更高质量教育公平。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教师数字素养,以高智能生产力为基础、以高算力生产力为导向、以高素质生产力为保障,促进乡村教师生成“城乡二重性”资本、合力共建乡村教师的“再语境化”场域、培养乡村教师“物或损之而益”的惯习为实践路径,以支持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教育的现代化与公平化。

教师交流轮岗是国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依托轮岗教师的专业引领带动流入校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学校内生性发展是交流轮岗政策的深层价值意蕴。专业引领可以视作微观教育情境中轮岗教师和流入校教师之间展开的互动仪式。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透视专业引领参与主体的互动过程机制,可以发现存在一些内隐性困境,即轮岗教师身心退场弱化引领互动情境,参与双方主体异质导致共同关注焦点离散,双方互动不良导致积极情感共享缺失,专属时空缺失及轮岗教师权责不明确导致对外界限模糊。为此,可采取以下策略来破解轮岗教师专业引领的困境:深化教师轮岗价值认同,促进专业引领主体回归;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达成学生成长共同愿景;提高轮岗教师专业引领胜任力,促进双方积极情感共享;制度化规范专业引领,强化主体权责意识。

具有广泛约束力和标准化的外部机制在治理企业薪酬分配不公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薪酬分配的影响模型,并以金税三期上线时间差异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薪酬分配的影响以及租金分享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税收征管信息化显著缩小了企业薪酬分配差距,而差距缩小的来源主要是高管薪酬的降低以及低薪员工薪酬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信息化具有征税效应,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租金水平来缩小薪酬分配差距;同时,税收征管信息化具有治理效应,能够通过抑制薪酬操纵行为和提升员工议价能力来优化租金分享比例,进而优化薪酬分配。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较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以及薪酬管理健全程度较差的企业会对税收征管信息化有明显反应。最后,从构建来源广泛的税收数据体系、利用区块链技术促进企业纳税遵从、提高企业内部薪酬数据披露透明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两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实施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现行法律对“农村两类组织”性质、职能、管理运行规则等均做了相应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只能在现行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实施,两类组织关系的处理必须综合考虑现行立法的相关规定。为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顺利、准确地实施,应针对现行立法框架下两类组织关系处理可能遇到成员身份交叉、自治组织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以及两类组织职能交叉等问题,从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基本理念出发,分别基于“社经合一”和“社经分离”的基本认识进行处理。在成员身份交叉问题的处理上,应根据区分原则,分别认定成员在两类组织中的不同身份,并按照组织归属分别确认成员的权利义务。在自治组织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问题处理方面,应在准确理解代行职能的基础上,根据“社经合一”的基本认识,按照程序与实体分离原则明确自治组织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规则依据;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明确参照的内容;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确立参照处理事项的范围。在两类组织职能交叉问题的处理方面,应根据“社经分离”的基本认识,明确两类组织的基本关系;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界定两类组织经济职能分工;按照集体财产的基本分类和利用价值界定两类组织管理的集体财产;区分两类组织分别适用各自的收益分配规则;根据历史传统妥善处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的相关事务。

根据功能性分权理论,权力内部监督是实现权力效能的重要方面。生态环境行政权力内部监督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家公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机制当前主要由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供规范依据,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法治层面的不足体现在制度设计有待完善、机制体系有待构建、规范依据有待补充。生态环境行政权力内部监督的立法完善和机制构建应当通过法典化的方式实现。在立法技术层面,以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环保义务为目标,通过功能性分权理论的指引,将生态环境行政权力内部监督机制作为生态环境法典中落实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保障制度,并且在总则编中统一建构具体规则。

如果说“抽象”是人类思维行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包含“抽象”要素的思维行程如何避免得到“抽象性”的结论?这是马克思给自己设定的理论任务。从辩证法角度看,“抽象”概念的合法性只有在“具体”概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据此,可以将人类的思维方式操作化为四种类型:“抽象—具体”“具体—抽象”“抽象—具体—抽象*”“具体—抽象—具体*”。从形式上说,前三种思维方式都以“抽象”作为起点或归宿,“具体”只是充当验证或应用“抽象”概念的逻辑工具;只有第四种思维方式从“具体”出发,最终回到“具体*”,作为中间环节的“抽象”则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具体”的本质。从内容上说,抽象性思维方式的实质在于,只有逻辑范畴或者逻辑公式的思维行程抹杀了感性的历史,因而其思维结果是有理性逻辑但无感性历史;为避免走向抽象性,必须具备历史性的视野和方法,克服“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的局限,最终达到非抽象性意义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一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可以说是马克思留给后世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