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基础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基于年龄移算法和生命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人口、教育与共同富裕专栏主持人:宋凤轩(河北大学)主持人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人口发展转型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应深入剖析并科学把握人口发展新态势,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应锚定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新时期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本栏目聚焦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可持续性、人口发展态势对共同富裕影响以及教育强国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组编以下三篇文章。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逻辑共契性,《老龄化、养老金覆盖率与水平对养老金支付负担的影响研究》指出,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巨大压力具有惰性、惯性、累积性、周期性和不可逆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多种人口优化政策均难以在短期内扭转人口趋势,阻碍了共同富裕的推进进程,需兼顾养老金制度的参量变革和结构改革,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并举。在我国愈发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下,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伴随教育强国战略的推进,人才红利呼之欲出,或将成为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崭新力量。《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应对》一文通过全面分析我国未来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化程度,指出人口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流动带来的空间集聚效应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潜力,是做大经济“蛋糕”的驱动力量。然而,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愈发突出,背离了分好经济“蛋糕”的共享理念。未来应在促进多维人口红利、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三次分配制度,切实分好经济“蛋糕”。《教育强国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政策推进》坚持共同富裕的人本逻辑,以教育强国战略为引领,探索出通过提升国民素质造就共富格局、培养创新人才托举共富底线、优化社会结构实现优质共富以及提升文化软实力涵养精神共富的机制路径。老龄化、养老金覆盖率与水平对养老金支付负担的影响研究陈友华¹,孙永健²(1.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2.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摘〓要: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基础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基于年龄移算法和生命表-〓收稿日期:2024-03-3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研究”(23&ZD186)〓作者简介:陈友华(1962—),男,江苏如东人,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孙永健(1995—),男,江苏盐城人,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陈友华,等:老龄化、养老金覆盖率与水平对养老金支付负担的影响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技术,以第六次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测算2010—2030年中国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规模、年限与资金规模。研究发现: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与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中国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从2010年的1.23亿人增加到2030年的3.32亿人。与此同时,中国养老金领取水平逐渐提高,养老金支付负担与日俱增,支出总额至少从2010年的13 293.90亿元上涨至2030年的118 933.19亿元。此外,由于老年人口余寿的显著延长,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不断延长,从2010年的10.13年延长到2030年的19.92年,领取年限延长速度超过余寿延长速度。另外,养老金的支付负担还存在明显的性别与城乡差异。故而,提出落实延迟退休政策、慎重上调养老金替代率与养老金水平等参量变革措施、发展多支柱养老金模式、鼓励生育等结构改革举措,在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现在起到2035年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我国人口发展新趋势将给推进共同富裕带来较大影响。在做大“蛋糕”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巨大潜力,人口在城市群和大城市的集聚能带来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等问题,给经济增长也带来挑战。在分好“蛋糕”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会增加“提低”“扩中”和“调高”难度,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巨大的老年人口规模给老年群体共同富裕带来挑战,人工智能解决老龄化难题同时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人口收缩造成的流出地经济活力衰退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超大规模流动人口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难度。因此,一方面应发挥规模红利、质量红利、配置红利等多维人口红利对冲人口转型冲击,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基于人口发展新趋势优化三次分配制度,分好“蛋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通过深化教育强国战略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国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长远规划和系统布局在推动全民共同富裕中占据基础性、引导性和战略性地位,依托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优化社会结构以及增强文化软实力等,赋能全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统一的共同富裕,体现出造就共富格局、托举共富底线、赋能优质共富、涵养精神共富的作用机制。针对当前教育体系间不平衡不充分与研究范式单一分散制约整体效能、城乡发展异质与区域资源不均衡影响教育益贫式增长、数字鸿沟与算法风险加剧收入不平等阻碍教育技术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文化消费水平不足阻碍精神共富的现实困境,本文提出推进方略:构建融创教育新范式,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发挥教育提低扩中效应,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加速人工智能教育融合,优化劳动力市场战略布局;厚植立德树人精神根基,塑造中国式文化制度伦理。

在重视法律的历史背景下,宋代形成了以“防止奸弊”为目的,以“听”“断”分离为形式的“鞫谳分司”制度。司法参军作为“谳司”官员,是宋代地方州一级的重要司法属官,主要负责对“检出”的量刑法条进行核定与“驳正”。出生于簪缨之家的毛滂,深受当时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养成了较高的法律素养。分析毛滂在司法参军任上的“检法”实例,可以看出他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对“止杀”“仁民”“爱物”等司法活动多重价值的权衡取舍。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宋代重视法律的历史背景和“鞫谳分司”的运行机制,以及其与司法官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

宋夏沿边蕃部是北宋实施“禁盐制夏”的重要关注对象。太宗时期,北宋未认识到蕃部为己所用的军事价值,故禁盐针对的是蕃部整体。真宗、仁宗时期,北宋重视熟户蕃部防御西夏的作用,“禁盐制夏”转而针对生户蕃部。北宋禁盐对象改易与宋夏军事局势变化有关,体现了北宋实施策略的灵活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准备阶段以劳动为诠释资本逻辑的核心要素,提出“机器体系”的概念,作为资本生产三要素之一的劳动工具。该概念彰显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左右的机器,在其自动化的迭代中转变为可以左右人的活劳动形式的“体系”。劳动者,一方面沦为站在机器体系旁边的智能器官,另一方面却也作为推进资本增殖的酵母而左右着机器体系可能迭代的速度与方向,机器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人的产物。由此决定了机器体系的诞生固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因作为人的产物,具有了逃离资本的可能性方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视域与当代思考专栏主持人:夏莹(清华大学)主持人语:马克思主义批判不局限于理论探讨,更是在持续批判中实现自我塑造与发展,同时服务于实践,致力于揭示并批判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现实变革。本专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视域与当代思考”的两篇文章,旨在向读者展现当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两重维度:一是基于最新的社会现实实践激发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再解读,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理论的再阐释丰富引领当下社会实践的发展。具体来说,《马克思的“机器体系”:基于资本逻辑的技术批判路径》一文探讨了“机器体系”的诞生何以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具备了摆脱资本控制的潜力,从而为今天处于激进迭代的技术批判提供了一种基于资本逻辑所特有的批判视角。《〈《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分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所展现的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当代如何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专栏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实的技术批判以及经典文献中的黑格尔哲学批判的深入分析,力图展现马克思主义时至今日始终具有的强大的批判力量、广泛的解释力和深刻的理论建构能力,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马克思的“机器体系”:基于资本逻辑的技术批判路径夏〓莹^1,2(1.四川美术学院,重庆〓400053;2.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4)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准备阶段以劳动为诠释资本逻辑的核心要素,提出“机器体系”的概念,作为资本生产三要素之一的劳动工具。该概念彰显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左右的机器,在其自动化的迭代中转变为可以左右人的活劳动形式的“体系”。劳动者,一方面沦为站在机器体系旁边的智能器官,另一方面却也作为推进资本增殖的酵母而左右着机器体系可能迭代的速度与方向,机器体系本质上仍然是人的产物。由此决定了机器体系的诞生固然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却因作为人的产物,具有了逃离资本的可能性方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收稿日期:2024-07-20〓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24)〓作者简介:夏莹(1975—),女,山东济南人,博士,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国哲学。夏莹:马克思的“机器体系”:基于资本逻辑的技术批判路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经济手稿》中,借助于机器体系的生产对人类社会财富之本质规定的变革,提出机器体系为人的解放所提供的自由时间的增加,以及对劳动价值论的瓦解,从而瓦解资本逻辑的全部可能性,为今天处于激进迭代的技术批判提供了一种基于资本逻辑所特有的批判视角。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理论作品。值得肯定的是,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多方面的重要原创性贡献,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初步表述,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初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初步阐发,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的初步表述,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初步阐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初次表达。

思想政治工作政策不仅是党提高人们思想觉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力武器,更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在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思想政治工作政策文本的基础上建构分析模型,发现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政策实效的核心要素,并呈现出思想政治工作政策始终伴随着党的中心任务进行主题转换的演进规律。据此将百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政策演进划分为奠基立业、赓续发展、鼎新革故、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加以分析。这启示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统筹谋划、高位推动中确保政策的正确方向;准确把握目标,在围绕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不断提升政策合意性;坚持守正创新,在遵循行为逻辑、精准选用政策工具中提升落实质效;科学研判环境,在明确历史方位、掌握具体方法中实现政策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思想宏阔、逻辑严密,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想要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传播最为关键。从社会传播范畴出发,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要着力架构涵盖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多层次、立体化传播矩阵,积极寻求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与大众思想文化的共通意义空间,使理论传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以理论的深度、视野的宽度、语言的温度及传播的力度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让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时代最强音,用“中国理论”凝聚“中国力量”。

随着中国金融定位从“核心论”到“血脉论”的历史性转折,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的构建真正进入了一个“自觉—自决”的历史阶段。为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建构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现代化金融治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稳定性促使各国对金融本质与金融发展路径进行深刻反思。现代化金融治理包含着五大目标,即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充分竞争、金融结构优化、国家金融安全、金融开放和维护全球金融秩序。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五大基本理念,即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统一、金融市场竞争效率与金融秩序的统一、金融市场创新与金融创新行为规范性的统一、金融开放与国家金融安全的统一、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与争取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统一。这些基本理念,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所在。

当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体系正在经历着由政策引领向法治构建的转变。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行政立法中简单将“权利”与“配额”等同的做法,既无法体现碳排放权所兼具的公法、私法双重特征,也难以有效回应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需求以及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规范构建。为此,需要构建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语境、以碳排放“权利”为逻辑主线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夯实其法治基础并明确其规范进路。从语境与语义出发,“碳排放权”的表述本身就意味着其私法的权利属性。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逻辑层面,双阶理论可以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中“配额”到“权利”的过渡提供理论支撑;在其实践逻辑层面,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需要借助“权利”的确立为其交易市场的展开提供法治的基础。最后,考虑到碳排放权权利属性共识不足、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结构尚待稳定、权利基础呈现多元特征以及权利来源并非稳固不变等因素,策略上可以考虑暂时搁置碳排放权权属争议,以权益为抓手、以“权益表现—适用规范领域—法律保护方式”为主线,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规范构建。

我国对碳排放权概念的使用经历了从经济学语境拓展到法学语境的过程。碳排放权的本来面目是经济学上的产权。若将其代入法学语境,碳排放权的性质应为法律权利的客体,地位相当于碳配额。目前法学上将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法律权利进行诠释可能会造成该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和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基于我国碳交易制度的实践,以碳配额作为权利客体,以权利人对碳配额的占有(持有)、使用(排放)、处分(转让、设立担保)等为权利内容的碳配额所有权对制度更有解释力和指引力。若将碳排放权视为排放碳的权利,则行使碳排放权实质上就是运用碳配额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碳配额所有权具有广义的政策性,以“行政本质、民法路径”为特点,以减排目标的实现为根本遵循,是以实行公法义务为目的的工具性权利,区别于作为目的性权利的传统民事权利。碳配额所有权的成立以配额的界定为前提,碳配额、核证自愿减排量的界定依赖碳排放量和减排量的检测和认定,基于此,行政机关应对数据质量进行严格监管。

碳普惠制是促进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要制度手段,属于生活消费端的自愿碳减排激励机制。从碳普惠的参与主体范围、行为类型、价值转化方式以及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考察各省市实践发现,我国碳普惠制存在立法缺失、主体范围不清晰、行为缺乏界定标准、价值转化方式体系化不足等问题。对此,有必要构建央地协同的碳普惠法律规范体系,通过拓宽碳普惠的参与主体类型、厘清碳普惠行为的边界、建立多元互通的价值转化体系来完善碳普惠制的内部要件,并通过建立碳普惠技术研发鼓励与支持机制、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强化数据安全风险监控以及创新宣传推广机制等措施来健全碳普惠制的外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