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介在文学经典的历史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激荡起更为显著的张力关系,指向其内在价值结构的再发现和再创造。文学经典作品稳固的价值结构内在地包含着四个不变因素:稳定、独创、权威、共通。同时,这一价值稳固性还体现在其多元与动态的自我更新之中。在与数字媒介共同组成的联结体中,文学经典的形式与立场发生了定向转变,经由文本符号重塑、传播流程重建、文化语境重写三个阶段确认着新的现代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经典的意义边界不再清晰,更显泛化、空疏化、混杂化。

数字时代文学的阅读情感已经裂解了传统的情感结构,形成具有社会互动性、技术互动性和文化互动性的情感反应式。经由这一反应式所得到的情感在类型上超越了单一情感定义,表现为叠加的复合结构;在形态上突破了封闭的静态回漩,呈现出具有特定朝向的波动和转移。在数字阅读场域中,复合的情感以流动的形态介入文本、重构文本,犹如“认知调节器”般持续调整着受众的经验感知和实践行动。在整体的文艺场域中,数字情感已然超越了作品表达的客体角色,成为贯通物质性、数字性与具身性的跨媒介载体。

宋初统治者加强了财政领域的中央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但宋代地方财政的困窘,也与地方官吏对官府资产的肆意侵占、挪用有密切关系。其中以监司、知州、知县这些手握行政、财政大权的官员侵吞数量最多,危害也最为严重。而诸如监当官、胥吏这些直接与钱物、账簿打交道的人员也可通过偷盗和挪用,蚕食官府钱物。还有一些地方官吏通过利用官府钱物经营牟利、贿赂权贵或者以次充好,与官为市,变相侵吞官府资产。宋朝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澄清地方吏治,也通过惩治贪赃、强化立法和监督审计、选拔清廉官吏、加强官箴教育等多种举措进行治理,但宋朝优容士大夫的整体社会风气,导致违法官吏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致使这一问题在宋王朝统治中后期愈演愈烈,难以得到有效治理,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唐宋时期,附郭地区先后出现了军镇和市镇,两者在性质、形成机制、管理体系以及与所附治所(城市)的关系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由于地理位置均为附郭,因此有比较研究的价值。唐五代时期的军镇是藩镇体系的产物,镇将大量驻扎于县域之内,导致县官虽掌民事,但束手委听而已,县镇关系表现为冲突和对立。较之县内其他军镇,附郭军镇对县官权力的侵夺更为直接且迅速。北宋中前期,宋廷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量废除军镇。附郭军镇则是最先被罢废的对象,因为它们对县官的权力直接造成威胁。不过附郭军镇的市场在废镇浪潮中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宋代附郭经济市镇的源头之一。宋代时,经济性质的附郭市镇蓬勃发展起来,广泛分布于从都城到县城的各级城市,它们与所附城市是相互促进和影响的关系,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起到了沟通城市与乡村经济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伦理观是党的远大理想与党员主体德行要求的集中体现,蕴含了党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体党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以及党员干部严守公正、依法、为民、廉洁的权力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高度重视自身道德建设,始终把以德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的伦理观是以德治党的必要前提,以德治党的实践发展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伦理观不断革新。党的伦理观明确了提高长期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指明了供给道德秩序的鲜明导向,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践目的,坚持了德治与法治的和谐统一等要义。新时代坚持以德治党,重点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践行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涵养党员先进纯洁的道德修养,加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有机结合。

正义概念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更替而改变其内涵,从权力正义、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尊严逐渐得以彰显,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快速发展,为全体劳动者过上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历史契机。囿于数智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缺陷,“资本—技术”之间媾和而生成的膨胀性支配力量,迫使劳动者不得不遵循资本增殖诉求和扩张逻辑而“卑微”地生存,工人阶级所渴盼的劳动解放和人类尊严的实现遥遥无期。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发挥智能劳动的主导性作用。必须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建构政府、劳动、技术以及资本等社会要素良性互动的数字智慧平台,形成“人—机”共生互惠的耦合关系,在推动数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劳动尊严。

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严重,城市化与社会内卷导致城乡失能失智老人生活照料成为相关家庭的难题。近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事业进展较快,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养老服务工作,尤其关注失能失智老人的社会照护工作。即通过社会整体力量弥补个人生存之困难,化解失能失智老人家庭的生活难题。社会照护系社会养老服务中专门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一类特殊社会养老服务。当前,各省市皆在推进失能失智老人社会照护工作,将其作为社会养老服务工作之“兜底性”保障的重要内容。与失能失智老人的切实需求相比,此项社会保障工作才刚刚启动,制度建设尤其滞后,建构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立法系失能失智老人社会照护的最可靠保障。

金融数字化,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新型金融业态,已经成为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化创新不仅重塑了金融模式、金融业务及市场结构,也带来许多新型金融风险,并增加了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使系统性风险来源更为复杂。金融数字化引发的风险变化挑战了既有金融监管体制,影响了金融监管目标实现,并使金融监管措施失灵。有效规制金融数字化风险,不仅应采取基于目标的监管策略,实现多监管目标的动态平衡,构建制度化的监管协调机制,并提升金融监管的穿透力。还应对新的风险因素进行精准监管,优化市场准入制度,并综合应用监管原则、监管规则与技术规范,创建新型风险监管体系。同时,构建技术驱动型监管范式,实现监管的智能化和动态化。

易地搬迁使搬迁青少年进入全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其精神生活也开始由乡土性转向现代性。基于“社会空间—精神生活”的分析框架,通过对SXGZ和BYL两个大型城镇集中安置点的实地调研发现,搬迁青少年在搬迁后所处的社会空间,呈现出“强参照”和“柔规范”的特点。在新社会空间的影响下,搬迁青少年表现出倦怠的精神生产,而在精神追求上实现了超越。易地搬迁青少年精神生活的两极化,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情感上并未完全融入新的社会空间,因此在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工作中,应将现代性的城市社会空间营造成为搬迁青少年的情感依归,构建精神生活共同体,成为兼具现代性和乡土性的新家园。

基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构建涵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子维度的乡村振兴指数及综合指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各个维度及综合指数均有正向促进作用。通过门槛模型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且边际递减的特征。该促进作用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统筹乡村振兴不同阶段的资源约束,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强农村金融素养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

很多学者认为董仲舒既有阴阳思想,也有五行思想,并且认为董仲舒以五行推阴阳、解释灾异。《汉书·五行志》中的董仲舒“始推阴阳”的完整表述是“推阴阳言灾异”,就是用阴阳理论解释灾异的产生,而不是以五行推阴阳。根据可靠的董仲舒文献,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阴阳是他论述刑徳、君臣、四时、灾异的理论基础;而“五行”二字则是受流行观念的影响偶然提到一次,不能因此就认为他有五行思想。当然,董仲舒更没有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虽然,董仲舒的灾异著述主要收录在《汉书·五行志》,但是,董仲舒解释灾异的理论并不是五行,而是“原天意”和“推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