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宋代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法制建设的显著成就论述较多,但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相关法规探讨较少。针对发生在医官、军医、民间医者和药材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宋朝政府制订、颁布了许多法规,并设定了相关制度,以惩治上述不法行为。这些法规和制度,具有极高的针对性和侧重点:对医官和进口香药监管得比较严密,对民间医者和药材监管得相对宽松。上述措施确实在当时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相关法律与制度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与震慑作用。但是,宋代的巫医仍然活跃且多见,假冒伪劣药材依然泛滥。以史为鉴,宋代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弓弩,曾是宋朝与北方草原游牧骑兵交战中的主要兵器。南宋吴家将在宋夏及宋金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对灵活使用“弓”“弩”作战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验,遂对以往弓弩战术进行了改良和提升。吴玠组建“驻队矢”使用弓弩“番休迭射”,个体操作弓弩,梯队轮番交换射击,主动出击作战。吴璘发明“叠阵法”组合使用长枪和弓弩,缩短弓弩有效射程,将弓弩战术发挥到淋漓尽致;并且以拒马设障、两翼骑兵护卫,完成阵型灵活变换。吴家将这种以运动战及动静变形阻击战为指导思想的弓弩战术,不仅取得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的胜利,阻断金人入川的计划,有效确保了南宋偏安东南政权的安全,并且为后世弓弩战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借鉴的可能。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

《北方文化》期刊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由北方文化社主编,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并在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该期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并主要反映解放区的政治、文教等方面情况,作品的主流意旨在于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歌颂解放区斗争生活、宣传土地改革和边区文艺运动。该刊的封面设计与内文编排均有许多独到之处,编辑理念较为纯熟,其面向的读者较为广泛。该刊的编创团队强大,刊出的文章水准较高,具有开阔的文学视野和进步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当时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建设和文化体系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该刊也是此时期河北珍贵的集成性文化史料,该刊还被学界评为“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之一。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易传》从宇宙论高度提出“保合太和”的价值原理,又结合爻位说将其向下落实为一种蓄潜戒亢、中正为吉的实践智慧。《易传》“中”“用中”的观念,集中表现在六十四卦的《彖辞传》及各卦二爻、五爻的《象辞传》中。在六爻构成的卦体结构中,初爻、四爻居于上下两体的下位,有似“不及”;三爻、上爻居于上下两体的上位,有似“过之”,均不是完美的位相;二爻、五爻分别居下体、上体的“中”位,象征处事得“中”,与其他爻相比,多得吉辞。《周易》乾卦《彖辞传》《象辞传》《文言传》传文,集中体现了“保合太和”而“中正为吉”的实践价值取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系统论证的最早文本,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原初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思想精髓看,马克思在论证共产主义概念时,始终围绕着“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问题展开,私有财产是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把钥匙。从批判建构看,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私有财产理解为物质的财产,采用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私有财产,本质上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真正内涵。政治共产主义超越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但它遮蔽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异化劳动,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而且是私有财产历史运动基础上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现实,对贫困根源进行挖掘,对反贫困的途径和现实指向进行了探寻和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阶级的差别和压迫都是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原因,而究其根本,贫困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要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革命实践来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在生产力、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和历史的生成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实现对贫困的消除和全人类的共同富裕。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和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以及阶级差别下的贫困问题,他的反贫困理论具有突出的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也是对资产阶级反贫困理论的超越。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反贫困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美国建国前成立的9所殖民地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开端。它们的成立与发展受欧洲高等教育体制和殖民地社会需求的影响,既有强烈的宗教目的,又有实用的功利性目的。在殖民地早期,课程设置整体上采纳的是欧洲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古典文学和《圣经》神学方面的知识。殖民地晚期,启蒙运动的传播对殖民地学院产生了重要影响,学院的培养目标开始与社会现实需求相契合,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成为时代的诉求。课程内容开始在以“七艺”为主的古典课程中增加了科学和实用课程。在管理上采用“校外董事会”制度,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殖民地学院的办学传统对美国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研究殖民地学院的办学传统是理解当今美国高等教育办学特征的重要前提。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互联网推动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不断创新、场域更加扩展、手段更加丰富、效能更加提升,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现了理念方式滞后、内容供给不足,场域时空变化、理性认知难度加大,手段与载体多样、思想政治教育者权威地位弱化,互联网环境复杂多变、教育工作复杂性增强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转变教育观念、提高“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全力打造创新平台、延展思想政治教育新场域,运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现代化水平,强化有效保障措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能等对策建议。

中国古代的司法职业伦理,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职位和司法角色的伦理要求,既包括司法职位作为具体机构所要求的外在伦理维度,也包含从事司法工作作为特殊群体所要求的内在伦理维度。司法职位伦理体现于入仕选官、考核考课、司法回避以及司法责任等制度中,司法角色伦理则分别从伦理道德的原则性标准和具体行为标准对司法官吏作出要求,并对典型司法官员的个体角色伦理进行了渲染。以古代司法职业伦理为镜鉴,现代司法职业伦理需在有效区分司法职位伦理与司法角色伦理基础上,重视司法角色伦理的培养;加快司法权的“去行政化”,形成专门的司法职业意识;凸显司法职业伦理的“职业化”,明晰具体的适用界限;确保司法职业伦理具有实践性,表现出可操作性、约束性和有效性。

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用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性质,只是将人格要素的财产性利益显露出来。从美国公开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分析出,公开权的创设是为了弥补隐私权的缺憾。美国法中隐私权在普通法中出现,并一步步确立为成文法,难以提炼出关于一般性的人格权概念。通过对比美国公开权制度与中国一般人格权制度中对于姓名、肖像人格等要素的保护方式和保护效力,探究是否需要对人格要素的商业利益采取单独设权的保护模式。在中国,通过姓名权、肖像权、商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可以有效地对人格要素的财产利益进行规制,从而达到与美国公开权制度类似的保护效果。所以不需要引入公开权制度,以免对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不必要的冲击。应当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下解释人格权商品化的现象,促进人格权的积极利用。

以《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混合线性增长模型,分析了1998—2014年七期调查中已经死亡的老年人样本在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轨迹,以及童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对其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三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会对老年人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衰退过程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早期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会通过死亡的选择作用提高进入老年期个体的生活自理能力表现,这种机制不会影响个体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轨迹,但是会间接降低失能人群的照料成本;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会通过改善老年个体的内在能力和功能表现发挥对生活自理能力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可以降低老年人的失能风险和照料成本,也会增加失能人群的死亡风险和照料成本,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增加了老年人失能风险变化趋势的不确定性。

科技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研究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科学评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分析国内外新区科技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研发基础、研发效益和现代科技四个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并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评价系统的可靠性;根据评价系统测算出现阶段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通过与成熟新区科技企业的比较,发现其短板和不足,力图为决策者科学合理评价、管理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当今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课题,但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理论,无疑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今天科学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源泉和行动指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论源头。今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探索,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延续、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源于全体公民对它的普遍认同与自觉践行。公民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依据在于:它通过指引公民的行为选择和实践活动,促进公民全方面的价值实现;作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它既是新时代公民主体利益的表征,也与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利益相契合;它既培养了广大民众的公民意识,又为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价值遵循。基于此,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需要在认同主体、认同客体、认同环境和认同介体上统筹发力,齐下功夫,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长久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进而实现公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