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御容供奉自太祖开始,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实为追荐祈福。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祭奠御容采用国家礼仪形式,列入国家礼典,但它与原庙性质不同。神宗元丰五年(1082)按照原庙之制,将景灵宫扩建成十一殿,施行朝飨之礼,使景灵宫演变为原庙。宋代供奉过御容的宫观还有太清宫和玉清昭应宫。御容奉安仪式与朝谒仪式不同,奉安仪式采用较多佛道仪式,一般委派大臣主持;而朝谒则少量采用佛道仪式,大多是皇帝亲自祭奠。大中祥符九年(1016)仪制是最初的荐献仪制,相对简单,而徽宗政和时期仪制十分繁杂。宫观中供奉御容用素洁之馔,这与其他国家祭祀礼仪用馔不同。

南宋绍兴时期《徽宗御集》编纂,设立御集帝阁敷文阁以及制定御集奉安礼仪是绍兴和议以来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重建工程。《徽宗御集》是南宋首次编撰先代君主文集,在继承北宋编修先帝文集旧例同时,在编纂过程、收录原则及礼仪方面做了全新的规划与创建,形成较为完整的编纂规制与奉安程式。通过直观的礼仪形式,渲染了高宗在帝位继承上的合法性。同时,伴随《徽宗御集》而设的帝阁(敷文阁)贴职,在文官贴职体系建立过程中具有转型意义。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是一个历史性民族为自己的现实生活所建立的意义规范,并在时间中保存下来。文化虽先验于个体存在者,需要个体在后天的生活经验中不断适应、习得,但并非不容质疑、不可改变的“绝对命令”。将西方文化作为镜鉴自身的“他者”有助于我们更为清醒、全面地认识自己。北美华文文学因其创作群体文化背景的双重性,天然地具有放眼世界的视角和文化反思的意味。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通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及内在灵魂形象的刻画,揭示了时代的分裂和民众矫揉造作的集体潜意识,对中国文化中“虚伪性”的一面进行了深刻反思。袁劲梅的中篇小说《忠臣逆子》通过戴家四代人的家族变迁史,探讨了历史时代与文化环境的局限性,并能透过表面的文化现象深入至潜伏在人性之下的文化之根,揭示出生活的根本目的。

与外国文学的译入相比,中国文学的译出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名人推荐、影视剧作、大众传媒和非翻译方式推动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影响传播的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对外来信息需求的迫切程度,译入语国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和敏感程度,译入语国家对源语国家信息的熟悉程度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国文学的译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产出不同难度、不同形式的译本,加快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传播。

蒙古族风格交响乐作品,是作曲家在长期写作实践中创作出的一系列以蒙古族文化内涵为表现内容,以蒙古族风格的民歌、器乐曲旋律或自创的带有蒙古族风格的旋律作为作品主题并贯穿发展的交响乐作品。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是作曲家眼中的蒙古族历史、英雄、自然风貌、民俗风情等一切涉及蒙古族文化所包含的内容,表现的是蒙古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传达的是蒙古族的崇高审美理想,是蒙古民族的感情、特有文化和审美方式的升华。

法律正义是法律制度设计、执行应该遵循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念,法律正义观是人们关于法律制度正义的总体认识。马克思从劳动哲学出发,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义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律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正义观。马克思认为,法律正义建构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上,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抽象的法律正义在现实社会中不能真正实现,法律正义是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资产阶级法律正义的本质是论证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本质就是维护劳动权益最大化的合法性;维护以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法律正义的基础。

OECD数据库显示,近半个世纪以来,失业率呈现震荡性上升的趋势。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科技革命的推进,科学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就业情况却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形下,反思随着科技进步引发的劳动力替代、失业等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关注科技与劳动的对立并非对科技发展的合理性本身提出质疑,而是对科技资本主义运用的后果进行反思。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这一问题有较为丰富的论述,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资本影响下科技与劳动的对立开始于科技对劳动的替代,对立的前提是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而对立的结果是失业率震荡性上升以及资本对人的本质的剥夺。机器替代劳动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与劳动资料相异化,工人的劳动是丧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孤立劳动。因此,解决对立必须要实现劳动与所有权的统一。盲目顺应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只能导致人类被异化的科技所主宰。

文化调和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并在十月革命后认定第三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明。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我们今天处理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文理学院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理学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需求的变化、来自公立院校的竞争以及文理学院自身的财务危机都对其生存造成了直接威胁。为了应对生存危机,一方面,文理学院选择顺应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向综合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许多文理学院回应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单一性别教育,实行男女同校。这些变革改变了文理学院的竞争格局,造成了不同类型学院之间分层的加剧。这场变革是文理学院顺应时代需求、维持生存的重要策略,改变了其单一目的文理学科教育的传统和单一性别教育的形象,但其自由教育的传统和小型、独立的特色并没有因此而消逝。

当前工程教育改革受到内外变革驱动力的推动。在传统工程教育中,技术对人的控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回归“人”本身成为当前工程教育改革的内在驱动力;新工业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又成为工程教育发展变革的外在驱动力。这种内外在驱动力又促进了工程教育的范式转换,即内涵意义上国际实质等效的“新工科运动”的兴起。基于以上工程教育改革的内外在诉求,通过对比欧林工学院与天津大学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了两所高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模块化课程设置、项目式教学方法以及过程性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特色,提出了兼顾家国情怀与个体发展、促进学科之间交叉与融合、构建多元主体的过程性评价机制等推动新工科教育再深化的关键路径选择。

美国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基于依附理论体系创建形成的教育依附理论,以“中心”与“边缘”作为逻辑基点,研究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西方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及成因。在这一理论视域下审视和反思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但要求我们在建设过程中警惕学术殖民主义的侵蚀、学术自我殖民倾向的泛滥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丧失,更需要我们冲破依附发展的桎梏,努力实现从“文化趋附”到“文化自立”的转变、从“模式效仿”到“模式立新”的转变、从“学术依随”到“学术引领”的转变、从“西方标准”到“中国标准”的转变,由此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由依附发展迈向自主发展、创新发展和引领发展,实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理顺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和产业发展之间关系,对疫后经济政策合理制定,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基于国家统计局2001—2019年的季度统计数据,从信心和产业双重视角出发,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比较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对二、三产业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三产业,而消费者信心短期内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大于第二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效果也愈发明显。相较企业家信心,消费者信心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消费者信心对第二产业产出的影响相对滞后。政府应注重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结合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和不同产业对信心变化的敏感度制定信心刺激政策;兼顾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疫情对产业的影响差异,改善信心对相关产业的偏向;结合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作用效果的时间特征,制定协同配合的长短期经济政策。

从会计学收益的微观视角研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发现货币性资产与投资性房地产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差距持续拉大的经济现象,诱发宏观杠杆率攀升、金融风险加大。选取中国2000—2018年的年度数据,构建Koyck模型,实证检验不同类型资产之间的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收益率宽幅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收益率宽幅持续拉大,各部门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资产泡沫难以抑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较大,这为平缓去杠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供了新视角。

公共经济体制作为处理公共经济中各方面当事人之间责任分工、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规则体系,其科学性高低,不仅对于公共经济生产力能否有效发挥、公共经济资源能否合理配置和整个公共经济体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且还会对整个混合经济体的动力、活力和国际竞争力产生关键性作用。从公共经济学角度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质乃是公共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而公共经济体制的科学化是公共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完善的公共经济体制为根基。构建一整套系统完备的公共经济体制,更需要按照科学的功能目标和正确的指导原则加以统筹设计,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医学界传统的“生物学”治疗模式早在20世纪初已被人们提出质疑,“生物—心理—社会”三维一体的治疗模式开始受到关注,旨在多角度寻找患者疾病的根源和寻求全方位的治疗途径,为此医务社会工作应运而生。通过对北平协和医院医务社会工作档案的整理研究发现,1921年北平协和医院开展的医务社会工作与世界发展水平同步,在长达30多年的实务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诸如“助人自助、经济救助、督导制度、随访制度、案主生态系统”等对于当今的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在商业贸易中,牙商有沟通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亦有垄断市场、操纵价格、欺行霸市、随意索取佣金的投机行为。进入近代以后,牙商的商业活动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愈加凸显。抗战初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对牙商采取“取缔”政策。1942年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商业贸易、繁荣稳定市场为坐标,对牙商进行了改造和管理,制定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牙商政策,成效显著,为根据地商贸活动的恢复发展,对敌经济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知识分子,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之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巨大历史作用对于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