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辨析,考证赵弘殷(宋太祖父)在后周显德三年中的行迹,以及其死亡时间、地点与原因,订正相关史籍如《宋史·太祖纪》《东都事略·太祖本纪》等的记事讹误,并对造成如此记事疏漏、失误的宋初政治背景予以辨析。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褒贬色彩”是汉语词义构成分析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对于“褒贬色彩”,学界称名多样,对其内涵的认识以及外延的界定也不尽一致。在简要梳理学界已有认识的基础上,以逻辑学关于概念及其定义相关知识为指导,尝试予“褒贬色彩”概念以更为清晰的定义。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分解名词的概念义,探寻其中能够附着褒贬色彩的语义点,有助于使褒贬色彩的辨识更具操作性,更加客观化。

从左翼与现代主义彼此嵌合的角度入手,梳理海外左翼作家刘大任的创作思想源流及其文学史脉络,思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海外留学生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对其文学生命的深远影响。刘大任描写1960年代台湾地区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精神境况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蕴含着“另一种《青春之歌》”的成长小说特质,其中对1950—1960年代左翼思想潜流的挖掘具有时代寓言的历史意义。此外,短篇小说《且林市果》与鲁迅《在酒楼上》的对读展露出二者在处理革命记忆问题上的异同,以及刘大任对“鲁迅左翼”传统的承继与开拓。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基于资源基础观,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以2013—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人力资本、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人力资本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使得双元创新也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另外,双元创新在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给老年健康服务带来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老年健康服务提级升档。疫情期间尤其是疫情初期,老年人面临着就医用药难、照护服务开展受阻、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单一、社会隔离以及防疫物资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国家层面迅速做出响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老年健康服务业发展,地方层面也积极探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调动家庭医生团队开展服务、多渠道普及健康防疫知识,保障老年人健康需求。基于网络化治理理论,老年健康服务应实现主体多元化、治理基层化、信息化和动态化。结合疫情防控经验,分别从服务环境、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健康教育服务、老年人心理健康以及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抵御能力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是中国21世纪的重要人口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努力实现老有所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最基本问题。在老年负担日益加大、养老资源面临诸多困境、老年照护能力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如何根据积极老龄化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探索和构建多元化智慧养老模式,引导和鼓励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研发和推广老年智能产品,加强和推进老年环境适老化、智能化建设,拓展和深化智慧养老服务领域,加强和提高智慧养老队伍素质建设,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消除老年人“数字鸿沟”,必将成为满足老年多样化需求、推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

19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曾涌现出众多成就显赫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或持续繁荣、或昙花一现。不同的兴衰境遇,与学派自身在组织机构平台、学术理论的持续创新以及核心人物和团队代际间传承等多方面的路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结合学派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以推动学派稳定发展、实现学派持续繁荣的历史经验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随着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之一。实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必然需要具有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共享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引进先进的国际课程和高水平的外籍师资。在对中国国内互联网+“双师教学”进行追溯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国际双师教学”这一新的教育模式,旨在期待其可以成为有效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途径。

职业学校是技能形成制度中的重要组织,中国技能教育组织经历了从学徒制到职业学校制度、行业办学到教育统筹的转变。组织演变经历了行业办学的中职学校、教育系统统筹的中高职院校和技术大学阶段。在计划体制下,内部技能形成制度的工厂学徒制和行业中职学校制并存,但市场化转型以来,这种内部技能形成制度逐渐丧失了社会制度和组织基础,被外部技能形成制度所取代,表现为行业系统和国有企业以经济生产为中心,逐步剥离职业教育和社会性功能,职业学校的管辖权则从行业系统逐步转移到教育系统统筹。在教育体系建设阶段,职业学校演变的实质是国家教育体系建设下的规模化发展和组织升级。职业教育组织变迁的背后是职教理念的推动,职校制度是一种正式的院校化、规模化、集群式的技能培养模式,对知识的追求建构了教育等级序列,教育理念更倾向精英化和学术性,关注职业教育在系统知识体系和教育科层中的等级地位。在职教体系建设下,学校对教育系统身份认同的追求,形塑了职业学校向上获取资源的理性策略和大学化的组织发展路径。

自1965年起,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建立起“三重奏”大学生帮扶项目体系,可视为是对以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为代表的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储备不足问题的回应。作为该项目体系的三个初始子项目,“攀登极限”“人才发掘”“学生支持服务”主要通过提供学业辅导,帮助准备入学考试,提供各类资助信息并协助学生完成申请程序,提供参与文化活动机会等方式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三重奏”体系有效提升了参与学生的录取率、保留率和毕业率。为进一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公平,借鉴美国经验,我们应重视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非经济支持,前置其介入时间并保持连续性,并注意发挥高等学校的主导性作用。

德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已经形成了以成文立法为主,司法判例为辅的规范保护体系。其中的成文规范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但是在制度层面也存在着结构性瑕疵和内容性缺失的不足。相关的司法判例群在现实中也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补充解释,而且还承担了规范续造和内容创新的任务。德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终遵循着一定的逻辑线索而向前运动,并且呈现出国际化、欧洲化以及去国家化的内在变化走向。在借鉴德国相关经验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文物保护法》应当在立法理念、立法模式、形式结构以及制度内容等方面予以修订完善。

刑法规范由语言组成,社会及语言的衍变重塑了刑法规范的认知图式与适用逻辑。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传统的刑法解释模式无法妥当适用于网络异化型犯罪的处理,解释结论饱受争议。语言的网络隐喻趋势为刑法解释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网络隐喻使刑法解释过程愈加充分,缓解了刑法规范适用的机械与僵硬,使刑法解释结论更贴近国民的认知与思维,可接受性更强。选择合适的语境,设定科学的目的,能够克服隐喻固有的模糊性,建立源域与靶域清晰、合理的映射,最终实现刑法扩张与谦抑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