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对心灵的关注与救赎,使荣格超越了西方文化的偏见,与道家思想相遇。道家思想关注人的存在问题,最终目的是让人成为真正的自己。这为荣格提供了灵感的来源,成为他学术人生的转折点,并帮助荣格实现了精神分析心理学别开生面的建构。由此,荣格理论中的一系列范畴、概念都被打上东方文化的烙印。荣格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有着辩证的思考,他欣赏东方文化心灵修行的方法和智慧,认为西方人要重新找回被遗忘和丢失的精神家园,就必须向东方文化敞开胸怀。

中国文化重视“合和”与“集成”。在文体学上,合和与集成主要表现为文体浑和。文体浑和的最高形态是“大成文体”。大成文体是随机浑和与集成所有文体的结果。大成方“全粹”。杜甫向号“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文体写作方面。于不同的文体,杜甫写作的“集成性”的程度亦参差。杜诗可谓“集大成”;杜赋可谓“集中成”;杜文可谓“集小成”。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小成”与“中成”都尚有待于提升至大成境界。

河北方言传承了宝贵而丰富的河北传统文化遗产,河北方言文化是河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对河北文化自信培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调查可知,目前河北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播面临较大的现实困境,可以采取措施建构一套河北方言文化保护与传播体系,以树立河北省高度的文化自信。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以多模态隐喻理论为基础,结合公共危机漫画的语类特征和文本呈现的社会语境,分析三幅公共危机漫画中的隐喻、转喻现象,尝试探析其源域及目标域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更好地理解公共危机漫画所传递的多模态信息以及文化价值观念。与此同时,拓宽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语类范围,验证和补充了概念隐喻的相关理论,并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预防、管理与处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数字经济产业链呈现出一些不同寻常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是数字产业链深化。线下经济的停工停产推动了数字企业的“攻城略地”,加快在公共服务业和工业制造业拓展数字产业链,同时也倒逼传统企业将业务和人员从线下搬到线上,促使数字化进程大幅提速,在事实上起到了托底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数字产业链分化。数字产业链在总体上呈现出更加细化、专业化的倾向,但产业间出现了分化,酒店、餐饮、电影、旅游等行业尽管具备较高的数字化程度却受疫情影响更严重。而且,数字与非数字产业之间的分化加剧,商务楼宇等生产性服务业面临数字化冲击,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等可能颠覆人们对地理商圈、总部经济、CBD等的依赖性,改变经济和产业结构。三是数字产业链断裂。疫情加剧了数字经济产业链的断裂趋势,欧美不断封锁数字技术和产品设备的进出口,这对中国数字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和布局造成长期负面冲击,值得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扶志扶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作为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方式,可以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是实现高质量脱贫的重要途径。结合当前中国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的政策要求,以平衡计分卡(BSC)为工具构建评价指标框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指标权重的设置,构建以贫困户收入增长与帮扶满意度为核心的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并将J贫困县2019年产业扶贫实施的过程、效果与资金运营等情况应用到本文产业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中,对J县产业扶贫资金在群众满意、资金效益、资金管理和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进行绩效评价,得出评价结论,提出改进建议。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进入后扶贫时代。后扶贫时代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对于实现高质量脱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提出巩固脱贫成果的“经济资源集合—经济体激活”两步发展动态模式,论述其作用机理,并提出实施该模式的可行路径。

教育信息化政策是国家调控、规范教育信息化活动的政府行为,系统地探究其政策结构体系,对教育信息化更好地实施、预测教育信息化发展形势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扎根理论与共词分析的视角对2000—2019年间中国国家层面的教育信息化政策文本进行二级编码与聚类分析,提取出中国教育信息化政策的结构,主要包括信息化人才、信息化资金支持、信息化基础设施与应用、信息化教师教育与信息化资源六大方面;通过多维尺度分析,探索主要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提出加强经费投入与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等政策建议,为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异地合作办学在过去的40年中不断地发展与转型。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异地合作办学校区面临校本部提供的学术等软性资源环境系统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资金等硬性资源环境系统。在两个不同资源环境系统下的异地合作办学校区,面临着结构性的资源困境,主要包括经费资源不足、学术资源存量与增量有限等。因此,异地合作办学校区在资源依赖的困境下只有不断寻求转型,通过创新关系、扩大规模、突出特色、强化合作、完善治理等方式路径获取校本部和地方政府持续的资源支持,推动转型目标的实现。用资源依赖理论分析影响异地合作办学发展和转型的因素与机制,认为合作办学校区对校地双方提供的资源依赖决定了合作校区的发展与转型的轨迹。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在全球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教师专业发展是实现教师质量提升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当前各国亟须解决的教育难题,深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以2018年进行的第三轮次TALIS项目相关调查数据为依据,OECD发布的TALIS2018报告将教师专业发展作为聚焦点,以教师专业精神为核心,构建了由11个主题和五大“支柱”构成的教师专业发展基本框架。当前全球视域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实践具有实现持续性、工作满意度较高、开展合作活动和拥有教学自主权的共同特征。在以OECD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致力于推进全球教育治理的背景下,未来的全球教师专业发展将呈现专业标准趋同化、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增强、专业合作程度加强、教师领导力彰显的趋势。

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健康服务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重大关切。当前老年健康服务供给需求不平衡属于结构性失衡,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和服务项目安排时,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经济环境、老年人疾病谱、老年人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健康服务不能转化为有效供给。有必要以老年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科学决策和动态调节机制,促使老年健康服务供给需求从一个平衡状态进阶到下一个新的平衡状态,有效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效果,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现代社会,随着大众化休闲产品供给的增多以及休闲多样性价值的突显,青年人开始广泛参与到多样化的休闲活动之中。传统“休闲品味”视角下的阶层区隔正在逐渐消解,一种基于休闲多样性差异的社会分层现象(休闲多样性分层)正在青年群体中逐步形成。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青年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对社会阶层和休闲多样性的关系和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第一,青年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对其参与休闲活动的多样性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工作时长和收入在社会阶层影响休闲多样性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权分置是在当代两权分离的地权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重大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权分置”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多项权利并存于土地之上,其权利结构与严密的物权体系无法相容,存在诸多理论争议。理论冲突的根源,在于土地的多重价值与所有权制度的不相容性。基于传统社会的永佃制与三权分置在权利结构、制度功能等方面的一致性,永佃制在地权分配、制度设置等方面对当代三权分置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从历史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宜修正和完善一物一权主义,使之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将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并沿用实践中的固有词汇解决新旧法的衔接问题。

个人破产在当代英国是常见的经济现象,人们也会坦然处之。这种个人破产观念在英国主要形成于近代。在早期社会,破产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破产者是违法犯罪的人,人们在伦理道德上视破产为一种耻辱。18世纪破产有罪观开始淡化。随着英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福音主义运动的兴起,破产无罪观正式形成,人们逐渐不再把破产视为一种罪行,逐渐接受它是正常商业失败后的结果,破产法不再以防止破产欺诈为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