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老舍以清醒的身份认同和岗位意识,全身心全方位地投入民族抗战洪流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他在艰难曲折的流亡生活中始终坚守文学抗战立场,创作各种通俗文艺,宣传鼓动抗战,又以文学佳构表现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觉醒和反抗,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的复杂关系,提出反抗斗争对于民族复兴和国家独立、和平与正义之于人类命运的重大意义。

古代经济上的争斗对象,主要是土地、人口和钱财。唐宋社会的重大发展和新变化形成了货币社会。在这种新形势下,因货币而引起的矛盾空前繁多而普遍,许多矛盾激化成为纷争、骚乱甚至反叛,“钱斗”剧增。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分类评论其性质,认为这些矛盾和争斗,既有宋朝社会内部亲朋好友、普通民众、军队、官员、君臣之间的货币纷争,也有不同政权之间的争战。就其性质来看,既有雇工与雇主的矛盾,又有信用共同体内部守信与失信的矛盾,也有不同政权之间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钱斗”问题,并非宋代独有,但宋代之多发而突出则为古代史所罕见。

赵宋崇文风气中成长起来的儒家士大夫,素有心怀天下之志,在宋季三朝却呈现出“贤者”与“不肖者”的颠倒错位。贤能者如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等人,都具有出色的吏治才干,怀“致君尧舜”之心,却难以改变当时朝野上下颓败的士风;不肖者如梁成大、陈宜中、留梦炎等人,破坏了北宋以来士大夫之间的刚直锐气,与构成士大夫主要群体的随波逐流的“中人”一起,对理学家极力主张并一度发挥重要作用的公论产生极大的冲击,形成公论消削、“士风浇薄”的局面,给宋季三朝政治生态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的哀叹,注解了宋季三朝“江南无人才”这一时评。“江南无人才”论调在南宋末年被士人集中论说,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赵宋王朝必然衰亡的历史结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解读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理念、彰显中国担当的独特标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助益指向,也具有重要的时代契机。然而构建也存在着现代化定义权、解释权、评价权被西方垄断,“民族—国家崛起”与“人类—世界关怀”之间张力平衡难以实现和维护,文化折扣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外传播效果等多重现实限度。要围绕如何夯实对外话语体系根基,如何把握对外话语内容体系、表达体系、叙事体系、传播体系、话语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外话语体系有效构建。

立足于传播学的理论视域,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与当代建构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价值基础、理论气质及实践路径,其目的在于揭示传播实践如何通过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互动与政治仪式塑造共同体意识,并探讨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传播理论的对话可能。研究结果显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学的理论生命力体现在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重呼应:一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另一方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传播方案。这一理论建构不仅拓展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

随着数字技术持续重塑全球文化传播图景,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精准传播,正成为影响国际文化格局演进的关键战略路径。当下数字技术凭借强大的创新驱动力,实现了文化传播范式的三重创新突破,即传播理念转向、文化内容整合和传播渠道复合建构。在内在逻辑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以技术赋能为起点,通过数字工具对文化资源的解构与转译,推动传播模式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重构,最终达成全球文化价值共生的深层目标。并通过创设“数字转译—智能适配—生态共塑”的实践路径,以数字技术实现文化内容的跨语境转化,数据驱动精准触达受众认知,数字生态构建多元文明共创共享的价值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从“文化可见”到“文化可知”的精准认知跃迁,助力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的创新实践范式。

微罪扩张伴生的负效应,如入罪人数过多、刑罚附随后果相对罪责偏重、司法投入过大而收益有限等,主要源自对微罪有别于传统重罪、轻罪的特质认识不足,以致用传统重罪、轻罪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微罪,而这些治理方式并未考虑微罪的特有问题。要化解前述负效应,必须改变用重罪、轻罪的治理方式来治理微罪的行动惯性,构建微罪的治理方式——微罪体系:形成微罪与重罪、轻罪的观念区隔,不能用看待重罪、轻罪的眼光看待微罪;收紧微罪的立法标准,以“行政法规制不能”作为前置要件,并以唯故意犯、风险犯的实体要求控制微罪的立法;扩大缓刑、定罪免刑、不起诉在微罪中的适用,并强制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微罪案件适用书面审速裁程序;设置适应微罪行为人罪责的刑罚附随后果。

伴随轻罪治理观念的转变与轻罪刑事政策的调整,轻罪化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趋向。司法机关在对轻罪适用进行调适的同时,轻罪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却并未随之调整,反而呈现出日渐繁重且散乱的态势。轻罪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在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对犯罪人及其近亲属的正常活动造成过度限制,甚至超过惩罚犯罪的必要限度,造成“轻罪不轻”的消极结果。基于此,为贯彻实质化的罪刑均衡原则,需要强化附随后果与犯罪行为间的逻辑关联,并对其中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部分予以删改。通过拓宽前科消灭制度及事后救济程序的适用范围,防止其逐渐异化为对刑释人员的单纯惩罚措施,从而最大限度促使轻罪犯罪人复归社会。

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提升地区产业水平、增强地区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影响着地区的财政收入质量。在构建衡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水平与地区财政收入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我国2010—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对地区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链现代化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财政收入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对地区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呈现“西—东—中”梯度差异格局。机制分析显示,产业链现代化建设通过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集聚水平来提升地区财政收入质量,并有助于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与工业基石,其发展动力源自持续的创新活动,而税收优惠政策被视为这一进程的关键驱动因素。聚焦京津冀这一国家重要经济区域,其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不仅关乎本地经济繁荣,亦能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宝贵的政策启示与借鉴。依托京津冀地区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展开实证分析,深入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均展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数字化投入作为关键中介因素,有效促进了税收优惠向创新成果的转化。税收优惠政策对京津冀地区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更为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创新产出则受到了更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建议: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评判与监督机制;引导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施差异化税收优惠政策。

随着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成为各国应对失能风险的核心议题。基于责任分担视角,将国外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划分为低、中、高三类个人责任型,并从法律制度、保障项目、资金来源及服务体系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选取荷兰、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法律法规是制度可持续性的顶层保障,保障项目的精准性决定服务覆盖范围,多元化筹资模式支撑运行稳健性,而服务供给主体与类型的协同直接影响服务可及性。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出完善我国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的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系统规划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加强护理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丰富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项目;探索多渠道和可持续的筹资模式,扩大多层次长期护理资金来源;建立协同体系,构建多元一体的多层次长期护理服务体系。

面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亟须突破传统治理范式,向人工智能敏捷治理迭代升级。敏捷治理秉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理念,彰显多元平衡、灵活响应、动态调整、协同互动的核心特征,是实现“善智、善植、善治”的关键路径。其发展受到多重动力的共同驱动:外在推力包括工业4.0时代的时代呼唤、国家层面的战略引导、政府部门的支撑保障以及企业的积极探索;内生动力则源于传统范式革新的内在需求与人工智能双重属性的有机整合。作为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推进人工智能敏捷治理需树立敏捷理念与文化,创新应用刚柔并济的治理工具,建立张弛有度的动态调整机制,并构建多元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以期行稳致远。

新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为部分基层公务员带来了显著的数字负担感知,然而基层公务员群体的数字负担感知生成机制有待实证挖掘。基于传统行政负担理论和技术执行理论,构建基层公务员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中数字负担感知的生成机制概念模型,运用全国八省份共计1 195名基层公务员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异化感知、技术接受度和技术过载感知对数字负担感知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个人信息素养在这些因素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数字负担感知生成。压力型体制感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正向调节制度、技术因素对数字负担感知的影响。研究为行政负担相关理论提供了反映中国基层公务员负担感知现实的理论框架,对公务员数字负担感知的纾解具有一定政策借鉴意义。

强制执行要件是容许执行机构实施强制执行应具备的基础要件,具有保障执行程序合法、维护当事人利益、平衡国家权力、节约执行资源的重要价值。既有研究多从性质、特征、趣旨等静态视角展开,就要件概念、构成等基础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无益于制度的独立性和体系性,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能力稍显不足。强制执行要件的阶段构造从审查主体实际审查要件时的逻辑思路以及执行程序运行阶段的过程视角重新梳理强制执行要件,有助于形成稳定且灵活的要件审查逻辑,契合强制执行体制机制,促进了法学教育。按照阶段进路,强制执行应先审查执行开始要件,再考量执行依据效力要件,后者又可依序分为执行力要件与执行力范围要件。以上各类要件内部亦包含丰富内容,由此搭建起了强制执行要件的动态生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