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开封新兴了一个节日，即十二月二十四的交年节。作为正旦的前奏，该节有醉司命（祭灶）、诵经呪、照虚耗、扫屋宇等四大节事。其后流传至杭州等地，并有了“小节夜”“小年”的名称。交年节习俗沿袭一直到当代。其具体节事早在唐朝的长安就已盛行，只是时间上多在除夕。但宋代以后，各地均将交年节诸节事的源头追溯至宋代汴京，原因是交年节的规模效应，以及载体《东京梦华录》的名气效应。交年节是汴京文明的产物，丰富了传统节日文化，活跃了精神生活，强化了环境卫生观念，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一个新元素。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不仅在文学和史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至七月奉使河东，尽管其奉使河东时间短暂，但他不负使命，不仅坚持保留了麟州建制，而且尽力减免河东路的冗兵冗费，减轻河东百姓负担，举荐人才，整顿吏治，加强军备，为缓和河东路的社会矛盾，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韦庄是晚唐五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家之一。韦氏家道中落，韦庄的祖父辈、父辈未见于史册。根据相关文献史料、家讳以及韦庄现存诗歌推断，韦庄属于逍遥房，为韦应物四世孙的可能性较大；而非韦见素之后。并且考究韦应物夫妇墓志、韦庆复夫妇墓志、韦氏家风等，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之韦厚复加以质疑，认为韦庆复和韦厚复应为同一人。

词的“功能义”，是指由词性或语法功能不同导致词义变化而形成的新的词义。从共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是一种受语法语境影响的词汇语用现象，初期具有临时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从历时角度看，词的功能义从“临时义”到“常见义”再到“固定义”这一词义演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词性和功能上的改变，导致新的兼类词的产生。在顺应理论启示下，认为词的功能义无论是共时的语境语用变化，还是历时的词性功能演变都是语言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典型反映。

西伯利亚时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极限时空，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巧妙融合而被神话化。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其小说《偷窃》中，把西伯利亚时空具象化为克拉耶斯维茨克，作者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对西伯利亚做出的神话诗学阐释，并创造性地把极限意义上的自然时空社会化，深化了人在宇宙中的存在主义命题，凸显出人类精神存在的孤独感、被弃感，探索了人类精神体验的深度。作家描绘的三种基本道德感的建立是处于极限环境下的人摆脱困境、实现其精神完整性复归的最佳途径。

职业教育并不是一开始便是现代意义的，它经历了一个从名称到意义的转换和扩展的实现过程。中国古代无职业教育的称谓，晚清将该种类型的教育名之曰实业教育。近代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洋务派认识到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的重要性，有了学习西方技术的要求和动力，出现了学“西艺”的热潮，促成实业教育思潮的产生。经由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运动中的维新派和清末“新政”时期新教育运动演绎、发展，实业教育思潮达到高潮，并对晚清相应历史阶段的实业教育实践和实业教育制度建立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手机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高校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通过对大学生手机使用行为特点的分析，然后采用SWOT分析方法全面剖析高校党建工作在手机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尝试探索以手机移动教育模式作为高校党建工作的未来，运用媒体传播规律，构建手机媒体移动教育平台，最后提出“互联网+党建”移动教育工作新途径。

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由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企业发展指数等五大指数构成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一些基本判断，如从发展指数看，北京核心地位稳固，三地发展水平落差有缩小趋势，京津冀三地新旧驱动力处于“换挡期”；从协同指数看，北京外溢效应显著，三地互投活跃并向产业轴发展带集聚，产业协同和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等。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制造业2025”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亟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在要素禀赋视域下，构建了三产品-两阶段的HO模型，根据制造业子行业要素禀赋与行业产出的关系，将子行业按照要素禀赋分为两个组合，并进一步聚合划分了劳动密集型、过渡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运用似无相关回归模型，对京津冀装备制造业8个子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8个子行业中有3个子行业处于过渡行业阶段，5个子行业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阶段，并没有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后，从完善行业要素禀赋结构、实现“三链”融合、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而作为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转移在京津冀地区之间日益频繁，随之产生的各类问题也越来越多。以大红门国际服装城从北京向白沟的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利用多种调查手段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的现实情况。调查表明：产业转移的整体情况与预期仍有不少差距，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为此，将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并对其中有益的做法进行总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由之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条件逐渐发生转折性变化，突出表现为资本产出率、人口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降”，不断削弱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倒逼改革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包括金融、财税、价格、国企、土地、社保、科教、投资等关键领域改革。在区分改革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当前应优先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其后是短期虽有紧缩效应但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最后推进涉及面广、复杂敏感的改革，充分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财富分配不公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遗产税作为调节财富公平的一种政策工具，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引用。通过分析OECD国家的遗产税政策实践发现：首先，遗产税更多是一种促进财富公平的政策符号而不是财政融资的主要工具；其次，遗产税可以作为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有益补充以促进公平分配；再次，征收遗产税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和完备的财产登记、评估制度；最后，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我国可考虑在营改增顺利完成和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后，在“十四五”期间考虑开征遗产税。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思维方法，即树立主导思维、开放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等方法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因为以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体现了处理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高度成熟，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一个重要“法宝”。

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为改变历史上战乱局面提出的修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案。这一思想在先秦儒家《大学》首章得到系统阐述，三纲八目将道德与政治、修身与治国、身与家国天下形成合内外之道的完整建构，以修身为本，并将人内在德性向外扩展于客观世界中。党的十八大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对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不仅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传承文明的源泉活水，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平乡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是卜凯主持的中国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调查是金陵大农艺系学生霍连珍于1923-1924年在平乡县和邢台县两地的三个村庄开展的。调查内容如实地反映了平乡县人口密度大、农民生活水平低以及作物种植和农业生产环境等方面的特征。平乡调查与盐山调查互为参照，有较高史料价值。

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为研究王莽西域战争提供了新的资料，简牍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为深入真实地了解史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为研究相关历史打开了新的视野，证实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弥补了文献中的不足。利用这批简牍材料对涉及此次西域战争关键问题如：战争开始时间、王莽军失败的原因、联军组成情况以及《匈奴传》为何未有记载这场战争等方面进行探讨和考证很有意义。

从企业行为理论入手探索我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内部动因。建立新能源企业绩效比较与二元技术创新投入的概念模型，面板数据检验表明：当新能源企业当期绩效高于历史绩效或高于同行业企业同期绩效时，企业后期探索式创新投入和开发式创新投入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企业行为理论对理解当前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既可丰富现有理论研究又有益于指导实践。

从美国高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源共建共享的实践出发，分析其特点和优势，以指导我国的高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源的共建共享，使图书、档案资源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实现其价值。

随着性别失衡社会影响与后果的逐步显现，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婚恋窘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选择河南S村作为调研地，对该村20位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深入访谈，结果发现：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扎堆现象明显，面临严重择偶拥挤；婚姻攀比盛行，高额婚姻支付较为普遍；屡次遭受相亲失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择偶标准大大降低。导致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如此窘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环境、家庭经济条件、自身文化水平以及农村传统观念等方面，为此，需要从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强化综合技能培训、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以及加强青年心理疏导等方面入手，以缓解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题。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尽管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然而纵观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研究仍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因此，在借鉴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社会保障综合指数、经济融合指数、社区融合指数、心理融合指数四个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度测量指标体系加以完善。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在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中，虽然承认限制竞争行为的“影响”是判断反垄断法能否域外适用的基本依据，但却未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垄断侵权责任准据法的连结点，从而导致了反垄断法本身的适用和相应民事救济手段法律适用相割裂，甚至相矛盾等问题，不利于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实现和有效执行。以华为与美国交互数字之间垄断纠纷案件为背景，通过对比欧盟反垄断法及欧盟有关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的相关规定，论证了我国将影响原则作为涉外垄断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冲突规则必要性和合理性。

司法腐败产生的微观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对最大化个人收益的追求，以个人理性为基本假设的博弈论，是研究行为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的一门学科。以司法审判为研究背景，通过构建风险情形下法官司法腐败的一般化博弈模型来解读司法腐败现象，从博弈均衡角度揭示司法腐败局中人间策略选择规律，进而从加大腐败风险角度提出构建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相关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