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中唐以前，佛教与道教虽曾各倡调和之论，历朝君主也有调和之举，但都是对三者关系的外在安顿，儒佛道之间真正融通并未措手。大约中唐前后，佛教完成了中国化进程，道教尽展本土宗教的全部特色。儒学也自觉危机，遂由韩愈肇其始，而由宋代理学家最终毕其功，融汇佛道的合理精髓，再构宋学的思想体系，最终夺回三教关系的话语主权。在此过程中，佛道两家进一步将儒学价值观自觉纳入教义，主动向儒家靠拢。而宋代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尽管个人在崇道好佛上各有轩轾，却始终以调和三教为基本国策，但仍有值得抉发的历史细节，勾划出统治者从三教调和的外在安顿向三教融通的格局砥定的政策走向。这些变化与互动，构成了思想领域中唐宋变革的一大主题。

宋初官学教育发展较为滞后，呈现出重科举轻官学的现象。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上层认识到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有目的的推动官学教育发展，史称“庆历兴学”。庆历兴学改革，是宋代人才培养的历史性时刻，是宋代人才培养的一次标志性转变，标志着宋代官学教育由无意识的自发阶段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阶段。庆历兴学所倡导的官学教育理念为后面的两次兴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使宋代官学教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谈歌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这是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但是谈歌的现实主义并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大体经历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笔记小说、都市系列、历史小说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题材内容、创作理念、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创新。

通过对汉语高频连动式双音词的研究发现，连动式双音词内两个动词性语素具有不同的论元结构特征。根据论元的数量，连动关系可分为以下类型：包含一个论元的、包含两个论元的、包含三个论元的。其中，包含两个论元的连动关系可细分为3个小类，包含三个论元的连动关系细分为7个小类，而且词语的数量分布与子类型数量分布之间不具有对称性。

《汉语大字典》引证丰富，由于编者对引用古书不熟，文意理解出现偏颇，直接导致在标点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经过十年修订，《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对原版标点错误有所纠正，但标点问题仍然不少。现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专名号标注问题分作十类，列举35例进行了讨论。

泛读动机，作为激发并持续泛读行为的关键因素，一直是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泛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然而，该领域大多数研究以群体为对象，未能对个人阅读动机进行详细记述。在两个学期的时间里，通过组织三次访谈以及定期测定阅读速度的方式，对两名中国非英语专业研究生ESL/EFL泛读动机进行了纵向个案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受试者ESL/EFL泛读动机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在持续阅读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泛读材料在培养积极的阅读态度从而激发阅读动机的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高校课程教学评估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改进或改革的过程，评估目的从促进教师教学行为的改善转向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行为和结果；评估内容从课程实施过程等形式化问题转向了学习的结果、学生的变化和收获、师生发展状态等实质性问题；评估功能从奖惩性转向发展性；评估方法从单纯的量化走向量质的结合。

潜在课程是幼儿园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幼儿园潜在课程的实施典范，日本借助完善的制度体系、巧妙的环境设计和雄厚的师资队伍，开发出完备的幼儿园潜在课程，成为提升该国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日本幼儿园潜在课程的开发经验，对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课程体系有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创业学习是当前创业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从创业学习视角出发，针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现状，结合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提出“政府引导、高校主导、社会主体”的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开放式创业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新型首都圈，打造环渤海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辐射和带动全国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价值以及当前京津冀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产业水平分工是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河北省优质要素持续流出和京津冀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格局是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两大困难。建议通过改革京津冀“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机制、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谋划建设若干高端产业发展载体和平台等措施推动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

分析了京津冀医疗资源配置的现状，并利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测算了其公平性程度和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京津冀按人口配置的医疗资源公平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卫生技术人员、医师、护士的区域间差异大于区域内的差异，卫生机构床位的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京津冀医疗机构床位配置的公平性要大于医疗人力配置的公平性。京津冀医疗资源配置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优质医疗资源的差异。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态效度，并分析导致三地协同度差异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效度并没有达到最优，但协同度总体效率越来越好；北京、天津的协同度大于河北；京津冀三地的投入要素使得产出最大化，但投入与产出比例没有达到最优。最后，依据京津冀协同效度和发展定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为深入了解目前河北省农户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主要选择了保定、沧州、承德、邯郸、衡水、廊坊、秦皇岛、石家庄、唐山、邢台、张家口等11个地市辖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调研。文章根据此次调查数据，采用经典最小二乘法对不同农户群体土地流入、土地流出面积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发生明显的作用；家庭承包土地面积规模对土地流转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对于土地流转程度影响尚不显著。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

分析了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政府支持程度、市场容量和外部投资等外部因素对集群规模的影响，以及资金水平、员工努力水平和风险偏好等内部因素对集群规模的影响。并对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的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结合Matlab软件设计了8个模拟试验，分别测度不同影响因素对集群规模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企业风险偏好、资金水平、员工的努力程度对集群规模的影响较为显著，社会资源、市场容量、外部投资和政府支持程度对集群规模的影响不明显。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产业集群存在一个最佳的集聚规模，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呈现出一个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

政府信息和文件一直被视为是政府机关的财产而由所掌握信息的机构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公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情权的概念逐渐形成共识，并被国际社会看作是一项基本人权得以保障，在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推动下，澳大利亚开始重视保护公众知情权，并相应地制定了有关信息自由的法律以公开政府信息，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土耳其作为联结东西方的一个重要枢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当今世界局势的变化，丝绸之路也以一种新的姿态大放异彩。土耳其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尤其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中国的学者和官员都把土耳其放在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的位置。加之土耳其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各大文明和文化的融合之地，重振东西方的运输走廊又非等闲之举，这些都成为土耳其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将做出巨大贡献的潜在因素。土耳其媒体以及其他的包括民间组织对此的态度，也能清楚地说明土耳其在这“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以及“一带一路”将在未来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土耳其媒体和社会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在土耳其公众舆论中的地位、支持赞同率以及扩大其战略影响的可能。

数据新闻不是传统新闻的简单升级，而是一种全新的新闻范式。数据新闻是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把握数据新闻制作和传播的规律，能够帮助传统媒体找到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数据新闻的产生不是媒体融合的终点，数据新闻只是未来信息产品的雏形，媒体融合时代将会有更加丰富的新闻范式诞生。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936年11月绥远战争爆发，中国红十字会秉承“博爱恤兵”宗旨，积极开展人道救助。一面联合上海其他组织设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筹集物资，发起募集救护车运动；一面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经济委员会，筹募救护款物。与此同时，训练救护人才，支援绥远分会的战地救护；设立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协调战时救护行动。在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下，中国红十字会圆满完成救护任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全方位的诚信体系是市场经济稳固发展的前提和基石，而政府诚信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构筑诚信政府需要从观念、制度、环境等全方位加以完善，其中政府信息公开是重要的突破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历程较短，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诸如立法位阶低、内容不完善等问题，在实践中还存在政府公开意识不到位、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完善信息公开、建设诚信政府应从三个层次加以突破,观念层面上应提高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理论层面上应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实践层面上应改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并健全监督机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客观要求，对于规范政府权力和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意义重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组织机构，削减了大量的审批事项，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诸如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联动改革缺失、信息不对称、配套政策不到位、对中介机构监管的失效和部分下放事项便利程度不够、含金量不高等问题。这就需要调整法律法规、提高审批队伍素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力度、建立统一共享信息平台及规范对中介组织的管理等。

以生态建设项目为研究对象，反思其管理中因价值缺失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现象，认为生态建设项目管理绩效评价更需关注其本身公共性价值的追求。生态建设项目有着与其他公共项目不同的特征——外部性与纯公益性，因此基于公共价值管理范式分析生态建设项目的公共价值是一个价值体系，具体体现于公平、民主、效率、经济性、可持续性、生态效果利益等价值中。结合生态项目实践，深层分析其公共价值确定、创造、传递的过程，构建由“过程+结果”构成的生态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生态建设项目。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使我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必须构建、实施一整套文化培植、复兴、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文化传播战略，其核心是选择恰当的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以实现繁荣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本目标。

奖励扶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到“全面两孩”是一个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重构，这既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奖励规定、保障群众按政策生育的客观需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重构，应当坚持合理衔接、公平公正、统一政策、按需帮扶的原则，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资源的社会性，构建政府为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抓住重点问题，解决群众关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达到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育的目的。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