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罗素和詹姆士是两位富有影响的现代哲学家,他们二人之间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罗素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分析哲学的立场出发,率先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尤其是其真理观发起了猛烈的批判,直陈其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詹姆士则对罗素用来探讨哲学问题的逻辑分析方法持坚定的排斥态度,认为它过于抽象和空洞,无以发挥实际作用。不过,罗素接受了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二人之间的思想交锋反映出新兴的实用主义思潮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之间微妙的关系,对现代英美哲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沿袭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开创的文化伦理研究路径与响应着第二代倡导的伦理转向,韦尔默以伦理学视角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阐释和解读,这在宽泛意义上具有重写后现代文化的意味。他认为这种文化中的自由化的游戏和多样化的风格在体现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同时,也培养着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政治意识,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化和艺术与生活互惠关系的一种写照。整体地看,韦尔默的后现代文化伦理研究既为了倡导一种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又为了构建一种自由、民主的伦理生活,这种良善生活在给予所有人以平等尊重的同时,也有效地激发着他们的伦理潜能。

有清一代,礼学和礼教备受重视,几可比拟西周。清中叶徽儒凌廷堪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其礼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可从三个方面呈现这一点:第一,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代理”,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礼教主义”思潮的延续,礼教主义注重道德教化的感知性、情感性、切身性,强调礼教的象征性,这可从宏观上呈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美学特质;第二,立足于礼的感性呈现、礼的情性基础、礼的象征意义、礼的教化(美育)目标这几个基点,从美学方法论层面,重新结构其礼学命题,进而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其礼学思想的美学意蕴;第三,通过与同时代的“宋学派”的代表人物方东树的礼学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彰显其礼教思想中注重美学的奠基性的特质。

明末士人陆时雍与清初遗民周拱辰均有价值较高的《楚辞》注疏作品传世。二人年龄相仿,又为同乡,交游甚密。陆时雍身为明末士人,周拱辰则身跨明末清初,属清初遗民,二人的《楚辞》注本表达的思想倾向亦有明显差异。在对待君王的态度上,陆时雍的注疏表现出内敛中庸的理学倾向及对君主充满拥护之情,周拱辰却不虚隐君主之过,愤慨狷急之情溢于言表;在对屈原“死节”的评价上,陆时雍认定为“悁行”,周拱辰则认可并赞扬屈原的“死谏”。

晚清民国时期的津门词人高毓浵,奔走南北,参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各大词社的唱和活动,与于当时主流词坛。其词以咏物、题画、酬唱、闲情为主,体物幽妙传神,格调清丽深婉。论词受常州词派词学思想影响甚深,尊词体,以清丽婉约为宗;重声律,以能入歌为准绳。博观慎取,不受时俗拘囿。出于敬乡之情和阐幽表微之义编纂《燕赵词征》,其规模虽小,却是燕赵词和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深入研究晚清民国词坛活动和词学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当前中国高速铁路正处于快速、全面发展阶段,研究高速铁路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对城市规划、城市与高速铁路的协调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GIS等技术提取已开通高速铁路站点周边、线路两侧土地利用数据以及部分城市高铁站点周边建设用地重心,从不同空间、城市类型、开通时间等角度对提取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图形对比。结果表明:高速铁路能通过促进各类型土地向建设用地转移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高速铁路对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影响要大于对线路两侧的影响;高速铁路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类型不同而不同,对站点周围土地利用的影响总体有城市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的特征,对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县线路两侧土地利用的影响大于大中城市;高速铁路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在时间上有递延性,在空间上有衰减性。

专科大学是韩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四年制大学共同搭建起韩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专科大学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在政府推动下由初级大学、专科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改编而成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专科大学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得到快速发展,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办学模式日趋成熟;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应对一系列内外部挑战,专科大学持续开展了以“特性化”为核心特征的改革,办学水平和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专科大学形成了办学定位明确、学科设置科学、产学合作紧密、多元职能共存等显著特色。韩国专科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办学特征,对中国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价值。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的实质系以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且具备创新意识的优秀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一种文化现象;而传统工科教育模式中最本质的问题是工科教育忽略了课程本身的文化意义,导致了工程技术人才内心对工程文化的缺失;“滴灌”式思政教育模式能够挖掘新工科教育课程自身的思政价值,与新工科背景下工科教育的本质相契合;新工科课程思政“滴灌”式教育的改革进路应当包括革新新工科学生的认知思维、内化优秀工科文化以及提升工科学生文化素养三个方面。

教师发展(FD)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日本公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推动教师发展的高质量化实施。这些策略包括成立专门化的教师发展机构、发挥学校和教师的双主体能动作用;制定多样化的教师发展方式、个性化管理教师发展项目;设置教师发展学习共同体以及交流平台,建立共享化的教师发展资源;分析评估数据、建立评估质量圈,开展专业化的教师发展评估。对日本公立大学教师发展的实施策略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改善中国高校的教师发展质量。

美国学者帕克·帕尔默在论述教师专业发展问题时,对大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专业自我建构进行了具有实践理性意蕴的多向度阐释,强调只有将“学科”“学生”与“自我”融入自身的专业自我建构,才能使大学教师的专业自我发展渐入佳境,复而推动其教学的改进与提升。帕尔默对于实现这“三重融合”的现实难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应对之策,为处于专业发展中的大学教师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针对政府补贴与农村电商扶贫有效运营问题,在一个农户和一个农村电商服务平台(站)组成的供应链中,以农户的利润增长为可持续扶贫目标,探究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对可持续扶贫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农户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均能增加农户利润,提高供应链绩效;发现政府补贴的有效范围和最佳补贴额;政府补贴策略与政府补贴总额及农产品销量密切相关。政府补贴总额较少时,补贴农户情形下销售努力水平、佣金和产量较高;政府补贴总额较多时,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较高。农产品热销时,政府补贴农村电商服务平台情形下可持续扶贫效果更佳;农产品销量低时,补贴农户对可持续扶贫更有利。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出台政策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将社会化运营作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创新路径。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规模不断扩大、建设模式日趋多元化、示范性项目不断涌现。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也出现了运营质量不高、实操政策缺位、主体职能定位模糊、可持续能力较低等问题。针对诸类问题,政府部门可从以下几方面破解现存困境,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充分发挥多元社会力量优势,提高专业化运营水平;完善配套政策,明确制度标准;厘清政府部门职责,优化监督管理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强化激励机制。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 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

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研究应关注与此有关的商事习惯。中国股权激励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商的“顶身股”。因此,在构建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时,不仅要考虑时代因素,也应从商事习惯中汲取养分。“顶身股”制度与现代股权激励在激励功能、信用基础和对“人力资本”重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契合,具有历史传承的制度基础。然而“顶身股”与银股比例失衡、责权利不对等、分红比例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问题也为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提供反思。因此,股权激励制度的法律构建应从“顶身股”制度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秉承“自治为主,引导为辅”“扬弃历史”“系统化”等原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股权激励法律制度。

由于社会实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语言符号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通约性”,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障碍。通过“中国方案”在14家国际主流媒体中的报道文本分析发现,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具体表现为两种:符号内涵的错层与价值观念的冲突。符号内涵的错层缘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因语境转换导致文化折扣,价值观念的冲突则源于认知转译与认知搭桥所造成的价值观念变换。

社会动员是国家、政党或社会组织等为实现特定目标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也是媒体在一定环境、一定历史时期的重要功能。张家口光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的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宣告成立并立即开播,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城市办广播的新篇章,广播电台在“大家办广播”方针指引下积极动员多方力量,快速发展,丰富了电台的节目类型和广播内容,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广播的影响力,也成为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为新中国党的广播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