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财政危机不断,政府关门闹剧与麦卡锡被罢免背后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这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较大影响。联邦共和制的美国三权分立,国会拥有立法权,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会内部重要的决策机构,两院在财政权力的差异对美国的财政决策流程有决定性作用。通过研究美国国会众议院与参议院在税收立法、财政拨款的流程和权力差异,分析两院制对美国政府财政决策上的影响,并最终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财政决策提供一定的镜鉴参考。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运用扎根理论,对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官网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得出美国一流大学博士生多元化职业能力培养体系,包括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标准目标定位,基于关系网络的多维度保障机制,立足自我反思的全过程职业规划指导,兼顾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全方位职业技能培训。我国高校应当切实履行博士生培养的主体责任,正视博士生对接社会需求的多样化职业选择趋势,加强系统思维,创建博士生多元化职业能力培养共同体,利益相关者协同加强学术型博士生多通道增强型培养体系建设。

短期大学是日本二战后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日本短期大学面临经济不景气与学生经济困难加剧、18岁人口的减少与经营危机、社会人才需求转变与短期大学吸引力下降等诸多困境,为此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主要体现为推进终生教育的高等教育第一阶段化、建设支撑地方社会发展的日本型社区学校、实施培养特定领域内的专门职业人才的教育、加强短期大学教育的质量建设等四条进路,并取得显著成效。沿循四条进路上的深入发展,推进ICT技术在短期大学教育中的活用化,成为未来日本短期大学的发展方向。作为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重要邻国,普及化阶段日本短期大学的改革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唐宋时期,墓葬中不只发现作为宠物殉葬的猫骨、猫瓷塑,而且砖雕与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的猫形象,这是墓葬习俗变化的结果,也表明养猫已成为一种别具意趣的生活文化。猫对人类的吸引力,不仅是由于捕鼠的实用价值,猫的外表、天性以及与人类情感交流互动的能力,促使它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此时期,猫的捕鼠护书功能以及文人对猫特定的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雅的生活情境,猫也成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猫作为宠物走入人类家庭与此时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有关。

纵观社会整体发展面貌,我国古代各族人民面对各种公共卫生问题,历经从被动到主动的应对过程,宋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重要转变时期。从各类考古材料出发,揭示两宋政府及民间在政治制度、饮食习惯、丧葬习俗和生活环境的构筑等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有效应对各种社会公共卫生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孟子善论辩,而为了明晰事理,他在论辩过程中经常会给出一些算术问题。因此,《孟子》一书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古典管理数学内容,如“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的利益观,“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井田制构想,以及“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几何割补方法等。特别是孟子将“规矩”“六律”和“仁政”三者统一起来,强调把数学置于王道之国的基础地位,重视数学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张“苟求其故”的数学思维(包括数学原理和数学方法),特点非常突出。这既反映了春秋战国古典数学发展的特点,同时又是对《周礼》“九数”之艺的进一步总结和提高。

施莱尔马赫的语言之“力”,是其重新审思理性边界与限度,抗衡理性作为唯一准则的一种尝试。他以多元性和统一性为表征的语言之“力”,从语言以人为本的基本定性、语言的对话性和语言的个体性三个维度,弥补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缺失生命活力和人本色彩的缺陷。施莱尔马赫的语言之“力”,不仅为现代诠释学和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范本,为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而且也为解决当下社会人与数字化语言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

绿色金融与大气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的前提和保障。以雄安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金融与大气环境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度模型、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研究了2018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与大气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研究表明:(1)从时间层面来看,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和大气环境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两系统耦合度处于0.193~0.862之间,其相互影响逐渐增强;协调度水平从0.227增长到0.697,进入初级协调等级;相对发展度大幅上升,但整体上仍处于绿色金融发展滞后的阶段,绿色金融对大气环境的支撑力度还有待加强。(2)从空间层面来看,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与大气环境耦合度、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总体水平均高于其周边绝大多数区县,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建设极大促进了该地区绿色金融与大气环境的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对于科技成果产出的重要场所高校而言,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高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成为亟待探究的问题。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论述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机理,然后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对这一机理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东部,优质高校数量越多、高新技术企业越密集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越大。鉴于此,建议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支持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搭建高校科技成果交流的数字化平台,加快培养数字经济等新兴专业紧缺人才;培育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高校—市场—政府协同创新联盟。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加快推进,二者的耦合协调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基于2011—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研究在对我国现阶段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二者的耦合性,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二者的耦合等级由轻度失调衰退逐渐向基本协调发展转变,说明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协调。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基础和技术进步对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为增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性,本研究从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数据要素流通、区域数字策略和数字消费四个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