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劳动教育是在乡村教育情境中,以学生身体为主体、以劳动为途径、以促进学生身体与心智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具身性教育活动,直接影响到学生成长与发展的质量。然而,乡村劳动教育除了面临观念、理论等认知层面的共性问题,还面临因环境建设、内容选择以及方法使用等实践层面的个性问题,最为严重的则是改变劳动教育性质与方向的“有劳无教”问题。情境学习理论以学生亲历劳动教育情境、推动学生充分与劳动教育情境互动、充分利用情境中有价值的信息、服务学生的经验生长等主张,对于纾解乡村劳动教育认识与实践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乡村学校可以利用受应试教育束缚程度低、竞争程度弱,学生拥有更多接触自然与展示身体行动的机会,营造适合学生情境学习需要的劳动教育情境以增强学生劳动的具身体验,以大教育观激发学生参与劳动教育能动性,服务学生身体与心智协同发展,在纾解劳动教育困境、提高劳动教育质量的同时改善乡村教育生态。

农村“空心化”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城乡关系变化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有着自身的历史逻辑和路径依赖。在城乡关系下由于社会背景和主控驱动因素不同,农村“空心化”的发展经历了出现阶段、凸显阶段、加剧阶段以及缓和回落阶段四个不同时期,并体现出以下价值逻辑:城乡生计资本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是主要内部驱动力,政策是重要外部推动力,各子系统彰显传导性。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空心化”将实现超越,得以不同程度的缓解。

职业教育自产生以来,就与乡村工匠培育有着紧密联系。在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村社会,传统学徒制一直承担着乡村工匠培育的责任。在工业社会时代,受现代性影响,现代职业教育培育乡村工匠一度遭悬置。在中华文化复兴、手工艺振兴、乡村振兴、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工匠培育被提上现代职业教育重要议事日程。乡村工匠所承载手工艺知识的特殊性以及文化属性,使得现代职业教育在乡村工匠供给与手工艺文化传承、手工艺技术积累与创新、手工艺产业培育与转型升级、手工艺教育价值提升与职业教育特色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意蕴。乡村工匠培育也不同于现代职业人标准化与规模化培育模式,在专业载体、课程开发、场域构建、共同体建设等具有自身特殊的规定性。

从高步瀛学术背景的介绍开始,逐一考察了高步瀛的古文笺释实践,并以《词赋选》《〈文选〉李注义疏》为例,论述了其在《文选》学研究的贡献。最后部分,结合上述学术实践和学术讲演,探讨了高步瀛的文章学主张。这些实践与主张,看似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其背后还有着某种兴废继绝的悲壮情怀。他们不遗余力地编选古文,总结方法,阐发义理,在文章学上作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就是要尽其所能,修补古代文脉的断裂。

边域风物风情描写是唐诗对前代诗歌的重要突破。唐前边域书写关注面狭窄,描写不够充分,多是概念化认知。唐代边域辽阔,驿路畅达,诗人见多识广,使唐诗边域书写变得丰富多彩,其中对陌生事物的书写获得了空前成功,主要是:用铺叙手法使边域风物风情得到充分展现;以中原中心为对比使边域色彩更加突出也更容易表达情感;以同理心为向度展开的描写则充满想象且具有共情特征。三种方法都有将感观审美强化的效果,也在尊重词源学规则的基础上使用了前代文学中少见的创新性词汇,为唐诗边域书写的陌生化审美做出了贡献。

“自然”是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批评观念,包含了评价标准、主体创作、叙事视角、审美趣味和自然书写等多层次的意义蕴涵和多向度的价值指向,贯穿于作者对文学评价、创作和欣赏等的多重分析和论述之中。李健吾的“自然”批评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自然”批评的主要意蕴、精神和原则的化用、拓展和创新,也选择性地吸纳、深化了西方批评理论中重要的“自然”范畴的一些内涵。李健吾文学批评以其对于“自然”这一术语的运用,不仅赋予了传统自然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语境中得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而且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批评的一个独特的成功范例。

唐代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典型形态,四等官(主典、判官、通判、长官)制度是中华法系中法官责任制度的代表。宋代继承了前代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并在州级审判中实行鞫、谳、判分司制度,使四等官责任制度中又蕴含了审讯、检法、判决的权力制衡因素。宋代州级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从等级制演变为环节等级制,问责路径从自下而上变为自前而后,分司式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创造了更为完善的样式与形态。明、清王朝取消了鞫谳分司制度,恢复了唐代四等官法官责任制度,宋代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历史高峰。

宋代的县望等级制度虽受到后周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源于唐代。宋廷对其境内辖县,依地理位置、大小、经济状况划等而治,县望等级的高低决定着该县的政治、经济地位。虽然唐与宋在县望等级制度上各有异同,但就京府辖县赤、次赤、畿等级共存的现象而言,唐宋俱存。这等情形,也为宋代县望等级制度由最初注重政治因素,转向实户口的变迁带来深远影响。而宋廷南渡后,“繁难大县”县望等级的确立,可视为明代依据“繁简之例”、清代“冲繁疲难”划分县望等级之滥觞。

《乾坤衍》是熊十力晚年代表作之一,自称衰年定论。《乾坤衍》逻辑框架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辨伪》,其逻辑重心在“破”,体现了熊十力不囿经学传统而重新塑造孔子、返本开新的学术立场。第二部分名《广义》,其逻辑重心在“立”,即以《周易》统摄《五经》,批判小康礼教,阐扬内圣外王;通过推衍、扩充《周易》乾彖、坤彖二传思想底蕴,革新易学诠释体例,拓展新易学哲学研究向度;以《大易》体用不二、心物圆融的生机整体论破唯心唯物说,实现易学哲学的理论创新。

亚里士多德的演绎学说可以划分为证明式演绎和非证明式演绎两个大类。后者以名为topoi的非形式推理工具为核心,指导论辩者从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意见出发,合理地构造论证。它的提出使得修辞的哲学化成为可能,有效地弥补了证明式演绎在实践推理和第一原理探索中的缺位,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修辞学、知识论体系中拥有独到的价值。

“牧牛”是佛教重要的思想譬喻,中唐至宋,成为禅师们表达禅意的常用话头。《牧牛图》及其图颂在宋代广为流播,其中普明和廓庵的版本影响深远,二者的《牧牛图》以“牛—人”为核心生成了图像的表意系统,黑牛演变为白牛,牛人关系由对峙变为“相忘”“独照”,进而生命呈现“本来面目”;《牧牛图》及其图颂建构了独特的牧牛之境,一画一境,并整体生成最终的“空境”;“空”化为圆相,即“○”符号,意味生命之“本来无一物”的本然,此可谓至高的审美存在;《牧牛图》及其图颂与之所承载的思想远播日美德等国家,在跨文化的视域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伴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经济形态相继实现了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动态演进历程。运用“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从基础设施、核心产业、新兴产业和社会变革4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促进数实融合的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从动力体系数智化、要素体系数智化、产业体系数智化和治理体系数智化4个维度,研究了中国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的实践路径。有鉴于此,提出大力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数字技能水平、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政策建议。

准确评估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并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将劳动报酬还原为价值量进行计量,并基于此对劳动报酬占比与差距的变动展开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以2005年为拐点先降后升,从2002年的48.91%降至2005年的44.23%,后升至2012年的53.99%,2012—2020年则呈现出小幅波动,2020年为53.38%。以基于劳动报酬价值水平计算的泰尔指数可反映中国的劳动报酬差距,全国泰尔指数由2012年的0.079 3降至2017年的0.057 6,各省泰尔指数也普遍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报酬平衡程度显著提升。其中,省内劳动报酬差距是总体劳动报酬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城乡消费结构差异一方面具有趋同趋势,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报酬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此外,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伴随着生产效率提高,工人时薪持续上升,且劳动报酬差距显著缩小,其说明保持工资增速不低于全劳动生产率增速是促使劳动者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实践表明,我国大量村规民约存在各种类型的合法性问题,这不仅影响国家法制统一,也可能损害村民合法权益,对其加强合法性审查确有必要。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包含三种模式:村委会主导的自主审查模式、基层司法所主导的辅助审查模式、各级立法主体与人民法院共同主导的强制审查模式。在自主审查当中,村委会应当通过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等将合法性审查贯穿村规民约制定与实施整个过程。在辅助审查当中,基层司法所应当强化村规民约备案审查,进一步排除合法性问题。在强制审查当中,各级立法主体可以通过审查决定或立法解释的方式对违反其所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村规民约作合法性审查。各级法院在个案裁判当中,一方面可以直接援引各级立法主体作出的审查决定或者立法解释,作为评判村规民约合法性的根据;另一方面,对于明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村规民约,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直接审查或者通过相对隐含的方式进行“效力排除”。自主审查和辅助审查能够通过“柔性纠错”的方式矫正村规民约中的合法性问题,更利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但从审查实效来看,强制审查才能真正捍卫国家法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