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讼”是宋代比较普遍的民情,这一现象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具体印证。凭借大量的案例,再联系历史实情,可知“好讼”源于官吏贪腐、豪强奸恶,也是民众学法懂法、有文明维权意识的表现。江西农耕经济旺盛,耕地紧俏,因而争夺田产所有权的讼案很多。审理纠纷时因官员品德才干差异,有的贪财,甚至“自紊其法”,遂判决不公正。诸多关于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判词,启发我们加深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理解,朱熹强调圣贤教人之道,也告诫生徒若不听教育,必将实施“学规”,予以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断代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至今不失其借鉴警示意义。

宋元时期几处墓葬中所遗存的屏风鹤画,是以唐薛稷“屏风六扇鹤样”为祖源,主要传写五代黄筌“六鹤图”而成的。墓葬中鹤画的丰富反映了宋元时期“六鹤图”的流变脉络。宋元时期墓葬中鹤画的流行以及各种“六鹤图”的绘制,是重道修道时代风气和丧葬观念影响的产物。在墓室壁画中,“六鹤图”被视为一种祥瑞及胎仙,通过屏风鹤画及相关空间营构,寄寓了宋元社会世人升仙重生的思想观念。

从系词与模态的关系看模态是“是”之方式,必然和可能这样的模态词位于“是”之外,它们是作用于句子的修饰词。康德把判断的模态分为或然的、实然的和绝然的,认为模态与判断的内容无关。弗雷格认为必然判断的形式对概念文字是没有意义的。从弗雷格引入的判断符号的意谓来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根据弗雷格提出的涵义和意谓分析方法,对模态句子进行分析可以得出,模态词意谓以思想为自变元、以真值为函数值的概念。奎因提出的指称不明语境以及从物模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模态词的意谓来解释。

金岳霖在《论道》中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个体系所运用的方法既有综合也有分析,分析工具主要是现代逻辑方法,这里的现代逻辑主要来自《数学原理》和《符号逻辑概览》。《论道》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不仅为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道”提出了一个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而且为金岳霖自己回答“休谟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因此,《论道》不仅强化了中国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意识,从而成为宋明理学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而且具体体现了金岳霖把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人类学科的态度。

同一性概念和必然性概念是当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同一性问题和必然性问题是当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克里普克提出的必然同一理论,对于当代哲学和逻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克里普克认为,同一陈述的哲学释义基于对必然性作出的形而上学界定和本体论反思,由专名构成的同一陈述和科学理论同一陈述,如果它们是真的,那么它们就是必然的。必然同一理论更深层次的论证根基,是基于严格指示词和摹状词的截然二分,严格区分二者的逻辑作用,才能有力地拒斥偶然同一的观点,从而为必然同一作出辩护。克里普克必然同一理论促进了其本质主义的发展,只有本质能够经得起必然性的检验,是一个个体保持与其自身同一的唯一标准。从严格指示词和摹状词的区分论述克里普克同一陈述必然性的观点,有助于深刻把握克里普克的必然同一理论,有助于加深对于当代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相关问题的理解。

纪检监察学是新设立的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学科话语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聚集于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实践活动之上形成的一系列概念、思想、观念或知识理论的外化表达。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本质上包含观念系统、符号系统和传播系统三个层面的内涵。本文从这三个层面的内涵出发,尝试提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其一,基于中国古代监察历史的维度,传承与转化厚重的监察话语资源;其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维度,锚定与厘清纪检监-〓法学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专栏主持人:江国华(武汉大学)主持人语:纪检监察学的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监督理论同中国纪检监察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监察文化相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规范体系是纪检监察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本期特设“建构中国自主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专题。其中,《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一文从观念系统、符号系统和传播系统三个层面的内涵出发,构设纪检监察学学科五维话语体系;《监察法规的法律属性、位阶与规制——基于〈立法法〉第118条的学理阐释》一文以健全中国特色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为主旨,通过对《立法法》第118条的学理阐释,就监察法规的法律属性、位阶与规制作了建设性探讨。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李〓莉(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监察研究院,北京〓100088)摘〓要:纪检监察学是新设立的法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作为新兴学科,学科话语建设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是聚集于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实践活动之上形成的一系列概念、思想、观念或知识理论的外化表达。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本质上包含观念系统、符号系统和传播系统三个层面的内涵。本文从这三个层面的内涵出发,尝试提出纪检监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维度,其一,基于中国古代监察历史的维度,传承与转化厚重的监察话语资源;其二,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维度,锚定与厘清纪检监-〓收稿日期:2024-01-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权力监督背景下民众反腐败效能感实证研究”(20BZZ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19ZDA134)〓作者简介:李莉(1980—),女,宁夏银川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监察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廉政治理、纪检监察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察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其三,基于时代特色维度,总结和提炼纪检监察学标识性的关键要素;其四,基于国际视野维度,连接与对话可交流的共识性知识谱系;其五,基于当代价值维度,跟踪与反映正在行进中的动态性话语表达。

2023年新修订的《立法法》在“附则”中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的制定和备案作出了规定,但监察法规的法律属性、效力位阶及备案审查程序等问题则未具体展开。在中国宪制框架下,监察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察法律法规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国家法规体系内部比较发现,监察法规是中国立法体制中的一种新型法规形式,其位阶应与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相当。加强对监察法规的法律规制,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之举,其具体规制路径是以监察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为着力点,修正《监察法》《立法法》相关条款,制定《监察立法工作条例》,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监察法律法规体系。

婚育观念对婚育行为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显著变化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构建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塑了婚育年龄逐步推迟、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生育意愿和行为普遍降低、家庭关系结构多元发展等主要人口特征。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大转型,全民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使家庭经济和赡养功能不断-〓社会学研究新型婚育文化形塑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专栏主持人:王金营(河北大学)主持人语: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后,生育水平在波动中持续降低,到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2020年降到只有1.28,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中国人口的生育率转变事实再一次证明,原有人们预想的或者理论研究判断的生育率降低会有一个底线,最终生育率可维持在更替水平上下的结论是存在巨大偏差的。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国家或地区,还没有一个能通过鼓励和经济支持政策使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这是为什么呢?生育率研究者或者低生育率国家的政府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婚育文化的作用可能超出想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而婚育观念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人们生活、生产形态转变的深刻影响,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显然,婚育文化和观念的转变对个体的婚育行为和人口的生育率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婚育文化的培育和人口高质量发展,2023年10月30日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传统生育文化的本质是人为构建并经过长期经济、制度、政治的形塑而形成的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种生育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为应对人口快速增长而更多强调如何降低生育率,却没有意识到生育率降低轨道会脱离由传统生育文化所界定的底限,而对现代生育文化形塑缺少必要的方向性规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目标更是支撑,而人口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为规模稳定、结构均衡、素质优良,其关键在于面对过低的生育率,如何使生育率提升到适度水平,其根本在于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认知。那么,中国青年人婚育观念和文化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形塑和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以促进生育率提升,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呢?本期特邀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南开大学原新教授就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婚育观念构建、迁徙中的中国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转变进行深入的探究。陆杰华教授基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视域和需求,论证了在构建新型生育文化中要更加强调婚育责任和家国价值同构,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重视家庭建设,大力弘扬家文化优良传统,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和社会规范力量。这一点无疑表明,现代新型生育文化必须通过经济、制度、政治、宣传教育等进行塑造,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的乡城、城城、东西南北区域大流动,使得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这必然使得文化观念随之发生变化。正因如此,原新教授基于人口大流动的格局,对于流动人口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转变给予充分关注,实证分析了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和婚育观念的变动及其成因,提出了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缓解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加强社会意识和教育,进而塑造新型婚育文化的建议。两位教授团队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新时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及其变化、婚育文化转变的成因,对塑造新的有利于生育率提升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婚育文化方略进行了有益探索。当然,这一话题极其复杂,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深入研究和探索,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对于如何形塑新型婚育文化也会存在很多争论,最终目的是通过新型婚育文化的构建让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挥更大的效果,从而破解当前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局。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视域下当代中国婚育观念及新型婚育文化构建陆杰华^1,2,孙〓杨²(1.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1;2.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摘〓要:婚育观念对婚育行为的塑造具有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面对我国人口规模和结构显著变化带来的持续性挑战,构建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新型婚育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育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形塑了婚育年龄逐步推迟、离婚和同居现象增多、生育意愿和行为普遍降低、家庭关系结构多元发展等主要人口特征。究其原因,是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大转型,全民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婚育观念发生转变,社会保障制度使家庭经济和赡养功能不断-〓收稿日期:2024-01-21〓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0ZDA32)〓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辽宁沈阳人,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孙杨(1997—),男,四川泸州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弱化,社会流动成本挤占婚育行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侵蚀婚育价值等综合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对此,构建新时代婚育文化应进一步完善婚育政策支持体系以增强婚育行为的积极效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强调婚育责任和家国价值同构,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重视家庭建设,大力弘扬家文化优良传统,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和社会规范力量,实现适度的婚育水平,最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利用2010—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200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和婚育观念转变的总体趋势,并探究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推迟,婚姻稳定性减弱;初育年龄推迟,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兼有传统型和现代性的双重特点,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社会包容性较高、生活方式转变、经济成本压力、户籍制度壁垒是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缓解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加强社会意识和教育,塑造新型婚育文化;增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发展不充分与不均衡的双重困境,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回应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当前财税体制弊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需要优化税收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管理、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管理等,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既要促进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更要注重“分好蛋糕”,用好财税政策工具,着力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聚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协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阐释财税政策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分析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完善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科学的税收制度设计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还需要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分配格局和高水平的现代化税收征管制度实现对公平分配的辅助调节。新发展阶段须充分认识税收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地位,按照税制改革——公平分配——共同富裕的思路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作为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已成为聚焦中国电影的核心类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构建中国叙事话语体系的基本命题。伴随着新主流电影的发展,“重影像、轻叙事”似乎成为一种创作趋势,叙事孱弱成为新主流电影传播过程中最明显的短板之一。在此环境下,张艺谋导演的新主流电影向经典戏剧理论借力,以“三一律”的情节整一性作为内核动力,开创了硬核叙事手法,表现出强劲的叙事张力与跃动的生命形式。硬核叙事作为新主流电影叙事困境的一种突围,以叙事意象折射出文化意涵,以低语境结构实现文化传播,为新主流电影构建出新的类型惯例与审美范式,实现了主流价值的隐性传播。因此,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探究,可以为中国叙事体系的良性建构提供有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