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赈济是不可缺少的公益事业。南宋时期朱熹等士大夫兴办了官营的社仓,而南城县吴伸、吴伦兄弟以家财建成特大型的民营社仓,并敦请乡邻监督。又建书楼教育子孙信守仁义,戒除贪啬、渔利、废事的弊病,把社仓长久办下去。从一块石碑得知,该社仓曾遭闽寇烧毁,吴氏后人重新建立,赈济善举继续开展。朱熹、陆游、王遂皆著文称赞平民吴氏,为社仓以惠其乡,为书楼以善其家,规模宏阔而思虑深长,不愧是富民与官僚仿效的楷模。这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真宗时期所建天章阁,为宋代宫禁中奉藏君主御集、御物、图籍的诸阁之首。由于仁宗朝以来的着意经营,在天章阁收藏的基础上,设立了侍从、侍讲等从官职名,同时增加了召对、问政、经筵等诸多实政职能,使得北宋天章阁成为内廷议政、延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初期由于内廷殿阁布局与职能的重新调整,天章阁重建后转以奉藏君主神御以及官方政治档案为主,并创立进奉仪式以显示崇奉之意。同时,随着北宋晚期带职侍从官职名的阶官化,天章阁官从担任实际文职转变为南宋以来的文臣加衔。天章阁的建制与设官、设职的演变,既体现了天章阁在两宋诸阁中的特殊地位,又反映了宋代不同时期内廷殿阁建制的调整与侍从官职能转化的特点。

统计研究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的词表为总体样本,以《汉语外来词词典》《词库建设通讯》“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词条选刊等8个“鉴别依据”中的外来词研究结论为范本,按照统一的分类和鉴别原则、以广义外来词的视角,对词表中各种词源和借用类型的外来词进行鉴别,共提取989条外来词,对它们在各常用级别、词源、词类、借用类型、音节/语素数目的分布状况和特点进行描述与分析。

《汉语大字典》引证丰富,由于编者对引用古书不熟,文意理解出现偏颇,直接导致在标点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经过十年修订,《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对原版标点错误有所纠正,但标点问题仍然不少。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书名号标注失误分作七类,列举33例进行了谈论。

辽代是今京津冀地区汉语方言音系特征形成的枢纽期。从契丹文献对汉语方言字音的记录可还原辽代汉语的特征,其中,效摄唇音字、庄组三等介音、宕通摄入声字韵母等音系特征仍以语音底层的形式存在于现代的河北方言中。

旅游景区公示语的翻译质量至关重要。从生态翻译学理论出发,主要以河北省内旅游景区公示语的英文翻译为题材,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尝试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来指导景区公示语的翻译,以期提高河北省景区公示语汉译英的翻译质量,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中国传统礼治秩序中,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总是处于优先地位,显然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法家注重客观性,避免主观随意性,故更具合理性。然而,随着汉代以来的礼法合流,法家控制社会、民众的技术性的一面得到强化,而法家的“真精神”则被长期遮蔽。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礼治秩序中,法的客观性逐渐为人之主观性所吞噬,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其二,原本在法家那里具有一定平等精神的“法”蜕变为维护尊卑等级的工具;其三,权利与义务的分离,即一部分人尽情享受着“没有义务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则被迫履行着“没有权利的义务”。历史警示我们,治理国家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底线和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对“规则”的共同恪守与尊重,这应是先秦法家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和启示。在当下,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并实现从关系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从国家本位到个体本位、从权力至上到法律至上的转变,才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清代康乾时期,在整理历代经学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折中”“参稽古义,镜别异同”的诠释思想;以《四库全书总目·诗经》为中心,可以发现通过历时性注疏文本的选择,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消弭汉学、宋学为前提,确立了以《诗经》文本为本体,以“和气”为先见,以“折中”为方法的文本诠释模式。同时对以文学诠释《诗经》、以时文释《诗经》的思想保持了充分的警惕。

老子贵愚论的宗旨是道宁天下,精神要义有三:一是力劈俗学俗智功利巧伪之害,启迪统治者“法自然”、以修立淳朴之心;二是倡导以“损”治国,反对以“智”治国,涵养培育百姓的真朴之心;三是叮咛统治者行不言之教,以身贵行,纯朴立信,化成信实笃行的国风世情,回归素朴至简的理想社会,让百姓生活在自然真朴的“道”境。

德国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成就,德国学校音乐教育起步较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变。19世纪初,德国学校音乐教育被视为达成普通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与方法,通过音乐达到教育的目的;至20世纪初,德国学校音乐教育进一步建构了音乐课程的学科体系,通过教育达到音乐的目的;当代德国旨在建设丰富多样的社会音乐生活,学校音乐教育做为其中的有机组成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音乐教育达到认知世界与自我、完善文化与生活的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透视德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嬗变,可予以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路径一定启示。

近年来,芬兰高等教育国际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芬兰提高综合国力和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战略手段,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所形成的辐射范围开放化、合作形式多元化、运营管理整合化、办学模式特色化、输入输出均衡化和政策布局战略化等趋势特征,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雄安新区的文化培育和文化空间规划,既要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又要超越现有资源利用模式脱开现有路径,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文化创新思维,注重文化与科技和高端经济形态的融合,契合新区高科引领、高端产业集聚的定位,实施科技先导引领文化创新的思维路径,以新型信息文明托举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以文化新业态、文化产业新形态塑造城市文化场景和文化品位。其文化空间建构,要与首都文化圈形成有效对接,在资源有效整合的首都大循环圈和城市高端多样化文化品位塑造上,共建共享。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振兴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推进雄安新区建设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增强雄安新区建设的思想行动自觉;需要统筹谋划、协调共享,为新区建设起步开局开通坦途;需要坚定不移、稳妥推进,向着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目标奋力前行。

雄安新区具有较好的开发条件,是国家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雄安新区分别与北京、天津和河北存在五个“离不开”的关系,四个“需要支持”的关系和“两核心、两发展”的关系。这些关系客观地刻画出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的功能联系、战略联系、天然联系和利益联系。为了更好地促进雄安新区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的高水平融合发展,下一步要从规划引导、产业转移协作、园区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功能平台合作共享等方面探索可行的合作途径,同时也要在编制规划、对口援建、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因其收入规模小且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结构非民生化倾向明显。然而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理论角度出发,现阶段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民生化支出,不仅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并且通过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更好地助力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规模分析和发展水平分析,认为目前虽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民生支出水平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小,因而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进一步加大民生支出力度。而近来出台的《社会保障基金条例》规定社保基金的来源之一是国有资本划拨,这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进一步民生化提供了契机。

我国的绿色税种大部分属于地方税。以地方绿色税收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我国的地方绿色税收体系主体税种,分析其中部分税种及整个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地方绿色税收体系建议,为完善地方政府绿色税制提供参考,以实现绿色税收的“双重红利”。

我国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运行实践表明,这一课征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满足了政府筹集财政收入和降低税收成本的需要。但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收入形式的复杂化,分类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弊端逐渐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功能发挥的重要问题。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既有利于降低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够增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实现税负公平。

认知、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工作的基本准则。旅游消费在扩内需、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扩大旅游消费,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和促进旅游业快速高效发展的必然选择。扩大旅游消费,需要多方发力。积极营造有利于旅游消费的公共服务环境、促进产业融合与创新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供给侧”内容和引导境外旅游消费回流是当前扩大旅游消费的重要着力点。

区域经济深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运用我国2008-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选取了影响区域创新环境的14个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基础支撑因子和进阶推动因子两个影响因素,再以这两个影响因素测算的综合得分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创新环境进行排名。实证分析验证了区域创新环境、R&D经费投入与R&D人员全时当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各省的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是源于各地R&D经费和人员投入的差异,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据此提出了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建议。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支撑和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学业成就、创业能力、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氛围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相关假设,通过对问卷调查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学业成就对创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和创业能力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创业氛围在学业成就和创业能力的关系中的调解作用暂不成立。从创业者学业成就、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氛围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为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拓宽了理论视角。

当前,我国高校中研究人员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现象较为普遍,同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违规使用科研经费行为的法律定性也存在较大争议,原因在于我国科研经费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其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经费预算忽视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二是科研经费预算管理体系与科研活动的基本特点存在冲突;三是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核与报销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因此,应当增设科研人员智力成本科目,构建预算编制专业指导制度,扩大经费调整幅度比例并建立多主体项目参与制度。在解决制度缺陷后,对科研经费违规使用行为的处罚才具有公正性。

根据首都圈人口特点,借鉴国外城市经验,提出人口疏解的突破思路。即:人地统筹,构建大区域人口协调机制;产城融合,发挥产业链“以业带人”的作用;职住平衡,提升卫星城人口“磁力”;人口迁出示范,加快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建设,带动高端要素流动;生活成本阶梯化,运用经济杠杆,引导人口梯度转移。以此为首都人口问题提供决策参考,进而实现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性与区域承载力的平衡,拓展人口经济密集区域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