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有四子,其第四子即德芳。德芳之生母为谁,宋朝官修史书中皆未记载。本文即据相关史料,以考证德芳之生母实为王皇后,并据此辨析宋朝官史中失载德芳生母之原因乃宋太祖、太宗之皇位授受相关。

“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并非两宋士大夫法律素养的普遍状态。从两宋时期“吏强官弱”的司法生态以及“阿云之狱”中士大夫们的整体表现,可以看出两宋士大夫群体的法律素养并不是很高。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而言,只有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判断,才有益于该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自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小说《惜别》问世以来,作品中的鲁迅形象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日本研究界的批评观点基本上呈现出了批判→剥离→重塑的发展脉络。这与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从“作家论”到“作品论”再到“文本论”的发展脉络趋于一致,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新的批评方法论不断改变着《惜别》中的鲁迅形象认知,也促使我们从多个维度去重新审视作为作家的鲁迅和太宰治。

作家生活的地域对其写作和个人阅历有深远的影响,在认同巴斯对奥斯丁创作有巨大影响的同时,试图通过其在巴斯的实际生活经历,结合其相关作品,分析巴斯对其个人生活阅历、社会认识、家庭生活、情感世界及写作领域等方面的影响,希望通过对奥斯丁个人世界的分析和探讨,深入解读奥斯丁作品的巴斯情结以及其作品的时代意义,进一步走近奥斯丁。

唐代颂文在数量上称得上蔚为大观,其中燕赵作家群体的颂文创作更是别具风格,由燕赵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深深影响了这一地域作家的创作,他们在作品的总体表现上,有着较为突出的“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以唐代燕赵作家的典型颂体作品为例,揭示此类颂体文创作与北朝儒学的关系,进而明确这些颂体文中折射出的由侠文化与儒文化二元构成、具备“慷慨悲歌”与“典正尚雅”这两大特征的唐代燕赵文化精神,最终明确唐代燕赵作家颂体文的学术价值。

元代因皇帝的两都巡幸而有文人的两都之旅,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两都纪行之作。两都间独具风情的草原文化,不断刺激着文人的兴奋点,激发文人的时代自信和观风备览的文学精神。纪行之作由此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文学气象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这些作品不仅在元代文坛备受瞩目,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批儒和尊孔思潮,张申府认为,对于这两股思潮应当“重新估价”,即应该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即区分儒教糟粕与孔子精神。在他看来,对作为儒教糟粕的“孔家店”应该打倒,而对作为孔子精神的“孔夫子”应该继承。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仅仅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针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总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其思维形态可以理解为多个阶段的动态过程,汉代恰好处在一个动态升华的关键时期。汉代开始,神本思想渐褪,对人的关注致使“天人合一”思想偏向于反映人的能动作用,尤其是儒家从“人”到“仁”思想的超越,直接成为“天人合一”理论走向深入的驱动力。“天人合一”中的“天”虽有中国哲学的本体地位,却又是为政治服务的“人为之天”,是神学思潮影响下“天人合一”转型的产物。从对人关注的层面上,“天人合一”应为“人天合一”,如此才易于理解汉代儒学的没落与兴盛、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服务统治者与服务民众等争议话题的矛盾与统一之症结。

法治对雄安新区建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它是建设雄安新区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内容这两个方面。法治建设在雄安新区建设中起着法治保障作用和制度性基础作用,不仅对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其他经济特区、新区的建设发展具有借鉴、榜样和典型的意义。雄安新区的法治建设,应该从雄安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为重点,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服务、促进和保障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任务的实施,促进雄安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目标是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法治城市、法治社会。要优先制定:明确雄安新区的法律地位、建设目标和任务,赋予雄安新区政府地方立法权的法律规范性文件;雄安新区规划及其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性文件;雄安新区环境资源保护法律规范性文件;其他反映雄安新区急需、服务新区建设、具有新区特色的法律规范性文件。

2017年4月,中央宣布在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作为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设立伊始,就被赋予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历史性定位,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又一战略选择。将雄安新区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进行全方位比较,系统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梳理出有助于后起者借鉴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长期被人忽视或被掩盖。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对象和目的都受国度性制约。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是现实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要立足中国经济的国度性,以中国国度性经济为依据和内容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第一,从理论上概括现代中国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第二,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第三,探讨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及其解决途径。

基于全国31省(区、市)2003-2014年的相关样本面板数据,利用静态、动态广义矩(GMM)和门槛模型分析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均成正相关性。但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预算软约束的增加缩小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当财政分权高于一定水平时,预算软约束扩大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治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

基于河北省34个省级贫困县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对河北省贫困地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的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相似,但二者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基于此,我们选择了既有流转意愿又有流转行为、有流转意愿没有流转行为和没有流转意愿也没有流转行为3个因变量组成的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和研究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差异性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和讨论。

基于《中国经济学人》2016年四季度的调查数据,并结合2010年二季度的调查结果,比较分析了经济学人所感受到的我国环境规制的变化情况和经济规制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调查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明显,并且存在继续提高的空间。少数地区显示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特征,多数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呈正向关系。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弱,希望获取经济援助以改善环境。从2010年以来,环境相关法律法规得到健全,但环境执法难成为环境改善慢的首要因素,需要优化政绩考核指标和提升环境监测能力。在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上,多数经济学人认为设立排放限额并对超出部分罚款是有效的方式。被调查者基本赞同建立污染排放许可证交易体系,但企业应当通过竞价方式获得初始污染排放的许可。在污染物治理方面,与2010年调查的情况相反,废气污染已经超越温室气体成为最迫切需要治理的污染物。

老龄化进程加快,使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较大挑战,同时也为长期照护保险的建立带来了新契机,成为一种理性的制度选择。尤其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下,加强长期照护服务供给和保险建设不仅能有效分散疾病经济风险,也有利于改善国民健康福利。从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理性入手,分析了政策演进中的供需困境以及悖论,并在制度价值目标指导下提出了我国长期照护保险的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

虽然我国部分地区开展了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工作,但是,如何确定科学的筹资、补偿水平已成为阻碍各地老年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层面长照制度探索的核心难题。在老年失能人口预测、老年失能人口照护服务需求评估基础上,结合老年长期社会照护保险框架设计,包括照护目标人群、报销比例、政府个人分担比例、长时期年度均衡等,综合、均衡测算筹资水平和待遇水平。结果发现,当政府与个人筹资比例为5∶5、补偿报销比例为90%、保障重度失能老年人基本照护服务需求时,个人缴费占可支配收入的均衡比例区间为0.12%~0.33%,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的均衡比例区间为0.17%~0.47%;即使将常规失能老人都进行保障,相应的均衡比例区间分别为0.24%~0.68%,和0.34%~0.96%,方案负担较轻、制度可持续性强。在研究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整合照护资源、完善照护保险成本控制等建议。

采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进行多维度评估,并对照料服务的供给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占8.54%,工具性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老人占40.06%,约8%的老年人需要得到专业化的长期照护服务,其中2.19%的重度失能老人更是长期照护服务的重点人群;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的认知与抑郁问题相对突出;94.96%的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首要照料者为家庭成员。应尽快建立由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合理分担的长期照料护理体系,并加强对老年人照料需求的精准化、动态化评估。

实现养老与医疗的整合,建立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既符合现实需要,又具备一定的现实可行性,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彰显以人为本、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医养结合服务体系过程中,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发展情况,树立长远发展理念,建立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构建长期照护体系,建立多元筹资机制及专业化的医养服务人员等发展路径,助推我国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让老人更加有尊严地养老。

以主位视角代替规则分析,从服刑人员的主体出发对服刑人员的权利意识问题的探讨表明,在总体性社会结构作用下,传统监狱与服刑人员之间是一种权威的服从关系,权利的实现是由监狱单方面自由决定的,被作为一种特别的“恩惠”式奖赏和关照。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的个体化特征凸显,瓦解了以往总体性要求的价值体系,导致了个体寻求自身存在的意义乃至道德理想,服刑人员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权利意识实现了从“恩惠”到“支配”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以及权利保护问题的提出,一方面需要个体对自身的固有权利具有强烈的支配意识,另一方面则要求其他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对他人的这种权利支配意识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承认,这一点同时也是对自身权利支配意识的承认和尊重。此外,主张权利的自由,不能与过度维权相混淆,司法机关还要谨防服刑人员在维护自身正当权利的过程中从“维权”到“谋利”的质变。

修改后的刑诉法用3个条文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为检察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以酌定不起诉为切入点,通过对四川省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公诉环节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立法效果初现,但受现行法律框架、办案理念、司法资源等因素束缚,刑事和解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适用范围过窄、和解方式单一、适用率偏低等问题。因此,应当立足于当前司法改革的宏观背景,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设计,包括适当扩张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简化不起诉决定的办案流程以及健全刑事和解的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