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医学家许叔微所撰《伤寒九十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专著,《类证普济本事方》和《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是宋代方书附案的代表性著作。三部医书共载医案236例,其中伤寒病医案124例,杂病医案112例,充分反映了许叔微对伤寒病和杂病的重视与防治。许氏医案不仅连续、完整记录了病人的病情变化、诊疗经过、处方用药和治疗效果,而且还揭示了许叔微临证实践的经验、病因病机的解释、方剂用药的创新和医学学术思想的演变等,对于认识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陈亮到方孝孺是浙东学术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对正统的论述具有独特的认识论价值。陈亮从天地正气、人心所向、衣冠礼乐等角度来严格辨别华夷,并从大一统的角度强调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必要性。方孝孺在华夷之辨上,对陈亮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书写方案以别华夷,同时,他对正统和变统的区分,带有较强烈的道德色彩,体现了朱学在明初影响的不断强化趋势。

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进化、衍生出了灿若星河的酒文化。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酒文化在其繁荣的文学中得到了全面的升华与传播,在以文学为载体的传播主体中逐渐形成媒体传播路径和非媒媒体传播路径为主的诗酒融合气象。在动态传播和静态传播相结合的过程中,酒文化自身又因为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而得到升华。以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的传播研究为基础,从酒的文化内涵出发,结合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理论,通过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内容及其路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从崭新的视角全方位提升对酒文化在唐代文学中独特传播模式的认识和把握。

悲慨是中国诗学里较为古老的一个理论范畴,它是一种以人的强烈内心情感为内核的美学结构,在这个美学结构里有梦幻的憧憬、有向死而生的精神,这种美学结构根植于人的情感世界,具有净化心灵的感染作用。黄粱梦诗歌的美学结构包括对人生演历的虚幻营造、对现实人生的非现实的不同层次补偿、梦觉时的深刻洞察三部分,这种美学结构表现为一种绝色之美、充实之美、悲壮之美,其美的特质是虚无、空旷、阔大。黄粱梦诗歌悲慨美学特质孕育于朝代变革或更替的独特社会土壤,人生的重大挫折和失败是悲慨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诗人超众拔群的才能和人生素养是悲慨美学特质产生的重要条件。

新移民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而新移民作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虽然也涌现出了诸如严歌苓、虹影、张翎等享誉文坛的小说家,但也有一大批成就斐然却被遗忘的作家们,而且尤以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中的刘荒田为典型。他们突出的文学成就和学界应有的关注形成了极大反差。据此,笔者提出了“荒田现象”这一概念。基于新移民与“新移民文学”的历史境遇和生存空间,对“荒田现象”予以反思。通过梳理造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旨在探寻新移民文学走向辉煌的时代契机。

王阳明传奇性的一生始终与“道”和“心”的开显密不可分。阳明晚年把自己的心学体系与方法概括为“四句宗旨”,从本体处说“无”,从发用处说“有”,从明觉处说“知”,从躬行处说“物”,从本体到功夫,呈现了良知本体论的四个理论向度,即良知的绝对性、经验性、明觉性、实践性。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既不同于禅学,也超越了象山之学。

“齐物”不是使物变得整齐划一,也不是在事实层面说万物无差别,而是在价值论上将宇宙万有、各种物论等而视之,以此破除等级之分、爱憎之情、取舍之见和强人从己、舍己效人的做法,最终达成价值取向上的不羡不嫌,以及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与包容。齐物论说到底是一种价值多元论,它通过强调万有价值上的齐来保住其形态的不齐,从而为万有的差异性开出各自的存在空间。

雄安新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京津冀长期以来的行政区划格局,成为构建一体化城镇体系的开端。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城镇化的生长点,设区市是其发展趋势。“涿州—保定—定州”一线以西的隶属保定行政区划的县级行政单元、廊坊辖区的绝大部分区域以及沧州北部的部分区域会成为雄安新区的影响范围,在此过程中雄安新区会按照“四层次扩展”步骤构建大都市的城市体系。雄安新区为保定加快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机遇在于雄安新区作为保定的邻居,为保定向大都市发展提供经验;挑战在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保定的行政区划一直在做减法。这就要求保定要积极融入雄安新区,为在京南构建“大保定+雄安新区”“双中心”大都市做准备,在京津冀腹地内形成“北京—天津—雄安”鼎足发展新格局。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工程。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建立一流规划体系、现代交通系统、优良生态环境、高端高新产业、优质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绿色智慧城市、独特历史文化等,共同构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支撑体系。

雄安新区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在全球范围内聚集创新资源与创新要素,依托对外开放和京津冀丰富的科技资源,构建新知识与新技术扩散和交互的重要枢纽;应与国家创新体系相耦合,探索科技合作的新模式,发挥城市绿色创新示范引领作用,成为京津冀设计研发、创新产品和创意理念的重要检验场。而且,雄安新区的建设需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推进:打造城市财政金融新模式、提升城市服务能级、聚集全球人才战略、创新区域合作机制等,促进雄安新区成为京津冀创新资源的“汇集区”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源”,成为高视野、高门槛、高层次的创新型国家级新区。

自近代以来,在城镇化进程和基层政权建设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传统郡县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府层级随之增加,仅地方政府就有四级之多,而且政区类型和管理体制复杂多样。这种长期制度演变的结果正是我们讨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单一制大国来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地方财政体制,并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来调整财政支出责任。接下来,我国地方政府的事权需要适度下放而财政支出责任上收。

PPP项目政府承诺支出责任的预算管理,是有效保障PPP项目建设运营、控制财政风险的重要手段。梳理了我国PPP项目预算管理的政策性文件,分析了我国PPP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在借鉴有关国家PPP项目预算管理经验基础上,从完善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制度、建立健全PPP项目中长期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规范PPP项目政府预算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PPP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PPP项目政府预算管理、控制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

税制改革决策存在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各方所掌握的信息有关。税收理论信息与税收收入信息掌握的多少对税制改革决策有直接的影响。以“营改增”、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为例,分析了信息的充分性是如何影响税制改革决策这一问题。税制改革决策需要充分的信息,这既需要税收理论信息的普及,又需要税收数据信息的处理。信息的分布、传播、获取、处理等,都影响税制改革决策,进而会对税制改革方向产生影响,因此,改革者应该按照税制改革目标,有意识地用好相关信息,助推税制改革的进行。

养老保险降费率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三降一补”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养老保险降费空间的宏观条件。实证检验不同产业结构升级方式对养老保险降费空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粗放式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就业和收入稳定性下降,养老保险现实缴费率低于理论缴费率,养老保险降费空间下降;粗放式产业结构升级对养老保险降费空间的负向影响是通过中介效应实现的,具体包括缴费挤出效应和缴费消减效应;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实现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能够降低粗放式产业结构升级对养老保险缴费负向影响,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程度提升,养老保险降费空间也随之增加;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养老保险降费空间的影响程度以及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补偿养老保险降费空间下降水平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直接推动职业年金制度的探索与建立。2015年,随着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方案也正式出台并实施。职业年金制度方案对制度属性、制度模式、覆盖范围、资金筹集、待遇领取、转移接续、基金管理、经办服务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职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职业年金制度在制度设计和管理服务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需要进一步明确职业年金制度的模式与属性,增强公平性,完善制度设计,明确“中人”权益处理方案,改善管理服务,完善税收政策。

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在自愿选择缴费档次的原则下90%农民选择最低缴费档次的行为严重制约着农民养老福利水平的提高,政府采取的财政补贴激励政策失灵。基于这种现实,构建了农民参保行为决策偏差的前景理论模型,以青年农民和中老年农民两类群体为考察对象,根据损失厌恶、参照依赖、敏感度递减等心理特性,揭示了农民参保行为偏差的响应机制。进而提出利用“可得性偏差”构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财政奖励机制;提高最低缴费档次,突破“锚定效应”;突出框架效应的正面导向,提升城乡居保制度的绩效等政策建议。

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之一,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受到国内外公共管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学者以马克·穆尔、巴里·波兹曼、格里·斯托克为代表,形成了马克·穆尔为代表的创造公共价值、波兹曼为代表的公共价值失灵、斯托克为代表的作为网络化治理新途径的公共价值管理等观点。国外期刊也设专刊讨论公共价值,推进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从公共价值理论诠释与解析、政府战略管理、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网络化治理等角度来理解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多角度的讨论使其概念更加清晰,同时在绩效管理和政府职能创新方面的应用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在探讨。通过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展望我国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趋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使得建立在传统血缘关系上的农村家庭养老服务供给功能逐渐弱化,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带来的养老服务高需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因此,实现养老服务高效性,完善优质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满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基于这一背景,在调查走访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供给侧着力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需矛盾问题,为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提出相关对策。本文首先以河北省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其次,探讨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失衡问题。最后,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对策,通过加紧夯实社会养老服务的中心秩序、注重多元力量并入养老供给网络、以及养老供给政策的创新等方法来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优质供给体系,努力实现“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凸显,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居家养老日益成为我国广大老年人群重要的养老方式,为了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的进程,如何将“互联网+”的思维引入居家养老服务中,成为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迫切研究的重大课题。基于系统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和马斯洛需求理论,构建“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从制度、资金、人才队伍和技术提出实现该平台运行的四位一体保障措施,从而实现居家养老服务由人工化向智能化的转变。

农村空巢老人是老年人群体中的特殊群体,有着比城市空巢老人和农村老年人更为特殊的困境。调研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是综合的、系统的,在家庭养老逐渐削弱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激发社区的居家养老功能,是应对和缓解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构建“一二三四”农村空巢老人专业服务模式,通过一个中心、两个专业、三方合作、四社联动,可以为解决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的生活照料问题、精神慰藉问题、护理和康复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已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需要改善健康现状,以避免因老致贫、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基于山东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留守老人健康评价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评价不仅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而且也受其家庭因素和当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因此,通过自身、家庭、社区和政府的合力,才能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基本生活,规避健康危险因素,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整体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