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史学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状元思想家,留下文集40卷、外集(词)4卷。学界对陈亮的抗金统一、事功思想、批程朱理学、人格精神及政论词章等的研究文论颇丰,然少有论及其诗之作。究其原因当是受“亮平生不能诗”及邓广铭点校的《陈亮集》(增订本)仅收录陈亮诗作4首等因素影响。但是从陈亮诗歌成就,陈亮为他人诗集作序,陈亮的诗歌创作标准,陈亮生活的时代环境及其诗词创作偏重于词的原因等方面考察,陈亮不仅能诗,而且有很高的成就。

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侵扰通常发生在秋季，北宋在考虑历史原因和自身状况的基础上，于每年秋季对边境实施重点防御。宋廷在每年六七月份商讨防秋事宜，八月份展开部署。北宋防秋兵力以禁军为主，各类乡兵为辅。防秋军队的后勤供给由国家主导，沿边各路具体承担。为加强防秋备塞，宋朝在河北地区大兴塘泊，于陕西地区广建城寨堡。此外，北宋通过教阅军队、赏赐军功、约束军将等举措进一步完善了防秋体系。防秋政策的实施，反映了宋廷每年常规国防建设的关键时间和具体内容，也令防秋理念深入人心，促使“崇文抑武”风气下的宋廷君臣对国家武备保持着必要的清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诗歌领域之研究，“流派”是重要的范畴之一。其重要性在于，流派介于文学总体与作家个体之间，所处理的对象是文学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诗可以群”，若文学仅仅是关乎个体的一种“存在”，自生自灭，与外界绝缘，则其在文学史之价值可约等于零；只有个体之创作与他者、外界、群体发生关系——同时代或异时代之接受、传播、影响、渊源、传承等关系，其文学史价值方有所附丽。而这种同时代或异时代创作的承与变，及各种互动关系，正是“流派”研究的主要对象。流派的多少、特征、构成（或命名）方式、波及范围及其兴替影响，是衡量一个时代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中介的“流派”范畴，可谓诗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的重要一环。

顾随所作小说今见12篇,就主题取向而言,大抵可分为家庭生活之眷念、个体人性之剖析、济世目标之表述、众生苦难之描摹等四个方面。此主题取向之衍进,当与作者生活阅历有所关联,亦体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之持续思考。

在审美层面上看，建安文人的诗文创作广泛弥漫着一种因物感而产生的悲美特质，这种特质成为建安文学的感伤主题。相对于西方18世纪的感伤主义思潮而言，建安时期的感伤主题创作规模相对狭小，但其凭借丰富而深广的内涵，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并成为建安时期文学作品的核心特质之一。通过文艺心理学的视角对建安文人感伤主题诗文创作的个人心理动机和社会外部动机加以分析，能够更好系统地考察感伤心理的发生机制，并对建安感伤主题文学的表现特征获得全新的理解。

明代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群体在心态、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饮食生活的关注也循序渐进，持续发酵。当时颇负盛名的李渔一直被认为是饮食书写的集大成者，既继承了前代饮食家们的主张，还进行了创新，形成颇具特色的饮食书写体系，并对后代的袁枚等人产生很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李渔个人身份的复杂性使其饮食书写具有了多重面向：“士”“民”这两种身份的重叠使其思想呈现出一定的交叉性，显得比较复杂甚至矛盾，具有个人独特性。

为了给“儒学复兴”提供价值基础和理论动力,黄玉顺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并以“生活”为基底,上承原始儒家学说,援引西方现代哲学,致力于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具体来讲,他以“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为基本命题,通过“破解”“回归”“建构”三大步骤,在“生成”“奠基”“境界”三个方面,不仅完成了由“生活本源”到“形而上”再到“形而下”的“观念奠基”,而且完成了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再到“生活本源”的“境界提升”,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圆洽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存在”的“遗忘”而是“无根”的;“生活儒学”因为奠基于“生活本源”而是“有根”的。

在莱布尼兹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单子论构成了其中的形而上学部分。单子指的是单一实体,它无广延、不可分、不受动,单子最重要的规定是表象能力,单子的表象能力有时也被称为知觉和欲求能力。每一个被创造的单子在其自身之中都包含着与所有其他单子的稳定关系,这些关系成为所有其他单子在每一具体单子那里得到表现的契机。因而,每一个单子就是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反过来说,世界也可以被理解为单子的表象。当今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中的唯心论问题,指的是世界对于心灵的依赖性问题,因单子表象世界的缘故单子论往往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反实在论样式。然而随着现象学的出现,在对单子论的重新解释中海德格尔将单子还原为更加本源的意向性和超越性,将单子论纳入到现象学意向性理论之中,从而在根基上避开了心物二元论,成功地超越了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框架。

戴维森认为,传统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以指称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存在着难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缺陷。整体论的方法也存在建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使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戴维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权衡比较。最终,他将绝对真理视为先于指称、满足等概念的前分析概念,对指称、满足这样的语义学概念进行严格限制,形成了可行的整体论真理理论和意义理论。此时指称概念与满足概念只是绝对真理理论当中的一种理论设定,只具有语义学的作用,并不具有对绝对真理整体的解释作用。同时,绝对真理理论同意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在上述问题的澄清过程中得到阐释。戴维森将这种形式的绝对真理理论自身称作一种意义理论。绝对真理概念的建立在戴维森意义理论当中发挥着对于语言意义的绝对建构作用。戴维森的语言哲学体系当中,绝对真理概念是唯一的核心和唯一的前分析概念。这决定了他坚定的实在论立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决定,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形成的独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维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强化民族价值认同,推动文化自信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积极作用。

起自1978年的财税改革至今已有40年,这条改革之路是一条攻坚克难、走出国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全球财经治理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个“镜像”。一是国内“镜像”。中国财税改革发端和肇始于国内,看似与世界关系不大,实际上则是全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重要性日益显著。二是国际“镜像”。中国财税改革始终没有脱离国际环境,只是在国际经济舞台由幕后走上了台前,由基层走上了顶端。这条财税改革之路,是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是中国梦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路的财税代言之路。以全球视角来审视中国的财税改革之路,审视财税改革这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后发现,利改税、分税制、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制度等重要改革助推了中国经济40年来的起飞和成长,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模式”,为推进全球财经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梳理过往成功的经验、增强未来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力量。

201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因为地区差异导致新的不公平。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交通状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户贷款的获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通过哪些途径产生影响呢？为此，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信息技术发展与农户贷款规模增长的关系，并通过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供给、需求和供需3个层面检验可能的作用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的确是推动农户贷款规模扩大的力量；信息技术可以通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和拓宽农户信息渠道的方式扩大对农户贷款的供给；农户贷款规模的增加还受到农村交通状况、经济状况、农户素质等因素的影响。

以中国与拉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现状；构建出口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测算与评价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运用转移份额法，分析比较中国与主要竞争对手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借鉴 Bano, et al的贸易潜力测算方法，估算分析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潜力。研究发现，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较大且增速快，出口产品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主；中拉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较强，贸易互补性较强且不断提升；较之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优势极为明显；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潜力较大，以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贸易潜力值最高。

中国种植业正处于“粮经饲”作物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构建中,粮食主产区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双重使命,调整优化该区域种植结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对河北省主要农作物生产现状的基本描述,可以发现全省种植业仍以“粮经”二元结构为主导;运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对全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前者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上,后者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上,两类作物生产的国内竞争力整体上不强;基于比较优势,提出今后河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政策性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带一路”倡议有广阔的经济前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和推进，为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一带一路”建设对跨国金融市场带来的机遇出发，阐述当前跨国金融服务面临的挑战，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对跨国金融服务的对策，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服务、金融人才四方面提出了“一带一路”背景下应对跨国金融服务挑战的对策，并提出提升跨国金融服务水平的应对策略，充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

“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和主导的一项重要国际合作倡议，倡议实施的预期成果也应丰富多样，其中沿线国家间国际技术合作的深化理应作为成果的重要内涵。在分析国际技术合作内涵和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的地位与发展潜力，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深化国际技术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然后提炼了“一带一路”国际技术合作的主要特征，以及中国深化国际技术合作的具体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对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推动优势产能合作、延伸产业价值链等具有重大意义，并为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对接海外陶瓷产业和市场带来了重要机遇和挑战。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生产制造优势迅速崛起，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建筑陶瓷产量占据了半壁天下，国际市场份额大幅增加，出口量跃居全球第一，一大批建陶产区崛起。然而，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能源与矿产资源的传统产业，如何在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应在“走出去”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处理、观念革新、产品与技术输出、构建新的产业链等方面取得突破，进而为产业的持续发展打造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尝试结合中国与拉美经济、政治和外交总体形势，系统分析“一带一路”与拉美实现对接的现实可行性、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项国际公共产品，确有联通拉美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能为中拉双方在全球治理层面带来广阔机遇，但考虑到现实层面的诸多挑战，“一带一路”与拉美对接也应把握节奏，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后，死刑缓期执行逐渐取代死刑立即执行，成为惩处受贿行为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并在废除受贿死刑进程中发挥着过渡与协调作用。死缓作为附属于死刑的刑罚执行方式，在裁量时应首先满足受贿罪死刑情节，并伴有从轻处罚情形。当下，受贿罪从轻情节的认定具有较为稳定的司法规律，但《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受贿死刑情节的表述不具可操作性，这导致了受贿死缓与其下位刑罚裁量的宽严失据。司法解释应优化受贿死刑情节并使之易于证明，以期准确地运用死缓判决对最为严重的受贿犯罪进行惩处。

驾驶证“代扣分”行为干扰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其中情节较重的情形亟需运用刑法手段予以规制。我国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中的伪造行为包括有形伪造行为与无形伪造行为，驾驶证“代扣分”行为必然涉及国家机关公文的一项重要内容即行政相对人的不法变更，属于无形伪造公文书的行为，如果主观上具有故意，客观上情节较重的，可以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定罪处罚。司法认定中应当添置“情节较重”作为犯罪成立的整体评价要素，具体可以解释为“多次”“多个（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等情形。对于驾驶证“代扣分”案件中间接无形伪造公文书的情形，应当坚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对行为人宜认定为以教唆犯而非以间接正犯的形态参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