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各级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以大量的军事斗争实践为基础,总结了许多城守思想,其积极防御思想,在这些思想中尤为突出,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备无患、先策御敌思想;第二,守中有攻、攻防结合思想;第三,依靠百姓、发动民众思想;第四,敌变我变、变在敌先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宋军取得了不少城守战的胜利。然而,由于军政的腐败及长期奉行消极防御战略,这些优秀的作战思想,在宋朝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南宋编修地方志在政府的重视下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在多种原因作用下出现了新的格局和变化。方志的刊刻由地方首要行政长官主持,参与编修人员多为基层文官和乡贤,编纂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方志完成后由政府出资或官员、民间资助刊刻发行。虽然部分方志存在失实的问题但是方志的刻印既有利于地方政府有效施政,又有利于进一步宣扬官方思想,达到稳定宋代基层地方统治的目的,方志编修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及保存也具有积极意义。

理学大儒薛瑄是最早得以从祀孔庙的明代儒者,有“明代醇儒,瑄为第一”的盛誉。这位理学醇儒不仅是程朱道统的典范传人,更是一位颇具性情的诗人。诗歌虽被薛瑄明确定位为以余力游之的余事,然见景而生、因事而感、随时而发的四溢诗情,却使得诗歌成为其立身处世所不可或缺的人生构成,登临游历,同僚酬唱,莫不有诗。平实雅正的诗歌世界成为这位道学夫子的情志寄托,记录着他的心路历程。

作为中国现当代久负盛名的作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杨绛在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粲然可观的成就。其作品涵盖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受到较多读者和研究者喜爱,有关其著译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工具,对中国知网1981-2017年间有关杨绛创作和译作研究的文献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旨在廓清相关研究现状,探究其可资拓展之空间,以期全面挖掘杨绛作品的深刻内涵和文学价值,客观评价这位“女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历史地位。

“前”和“后”是一组基本的空间概念,在许多语言中,描述空间概念的词语都发生了向时间概念系统的隐喻。汉语对时间系统的表述也大量借用了表示空间概念意义的词语,其中“前”“后”在与不同时段表述的对应过程中,呈现出错位和不对称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描写和分析发现,错位和不对称现象的成因是人们认知角度和认知习惯的不同。

20世纪初,西方的文化模式和教育思想大量涌入日本,尤其是在欧美新教育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典范的道尔顿制传到了日本。随着日本新教育学者对道尔顿制研究的深入,将其与日本的新教育运动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了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发展,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注重社会冲突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主张学校教育是对社会权利关系的再生产;运用“中心-边缘”的二元分析法。该范式采用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再生产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丰富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加深了国际理解,促进全球范围的教育公平;但也具有偏激和冒进的倾向。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重任,其中课程教学是培养的基本途径,也是最为直接的途径。反观当前我国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研究生教学理论研究中重“技”轻“道”现象,我国研究生教学需打破以技统教的传统思想与做法,倡导技道合一,特别是要逐步确立起严重缺失的研究生教学哲学思想,以满足研究生教学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要求。

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其方法论是劳动辩证法,历史观是劳动历史观。马克思强调从劳动出发认识世界,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认识世界,劳动历史观不是从物质出发把握社会,而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社会,不是强调物质决定社会生活,而是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决定社会生活。马克思在法律方法论上的革命不是将法律确定为精神现象,强调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而是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是人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考察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要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劳动是解开法律现象奥秘的金钥匙。

以自然科学为知识范式从而将休谟视为一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哲学家,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富有成效,同时也对更深入的休谟研究构成了一种遮蔽。通过对休谟进行一种深入和整体的研究,我们发现休谟是以建立真正的人学为最终目的,从哲学的改造、日常生活哲学的确立开始,进而探查到观念与存在在本体层面上的一种叙事结构和历史性,最后落脚于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样一来,休谟在国人心中的形象便焕然一新,这就为思索休谟哲学的价值和启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韩非子以法为核心,构建治国理论体系,被历代统治者或明或暗纳入治国之术中,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韩非子法治理论以人性为基础,抓住了人心政俗的根本;二是韩非子以天道为依托,赋予了法治理论的天地观权威;三是韩非子结合现实对儒家德治思想进行了批判,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法治理论的现实可行性。

当前我国财政学界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建设,而以哪一种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是关系这项理论创新工程能否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此问题,从理论基础的定位方向、原则和具体内容层面进行了探索,认为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制度背景和财政学特定学科属性,中国特色财政学研究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定为理论基础,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国家治理的系列论述,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时,就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与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其他学派优秀思想理论成果之间关系提出了看法。

在揭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意义、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以创新为动力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效路径和创新举措: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保障;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中小企业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效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就是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索,紧紧牵住发展实体经济这个“牛鼻子”。以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攻坚战的努力,全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大规模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以及京津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河北省人口流出的形式也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总的来看,河北流动人口主要流向经济较为发达或发展较快的地区,以改善经济条件为流动的主要原因。从社会人口学特征来看,河北流出人口中农村占比较高,男性比例较高,且较多为短距离流动,其受教育程度主要是中学水平且以初中居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和雄安新区设立的新契机之下,要实现河北省人口有序流出,破解人口流出的负面问题、区域发展不均衡难题以及留守老人和儿童的难题,需要在科学规划、产业经济均衡发展、通过户籍改革促进城镇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统筹安排,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留守儿童的照顾状态是影响其行为问题的重要因素。基于照顾状态的三维框架(类型、能力、行动),利用2016年中国留守儿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和负二项计数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实际照顾状态及其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行为问题较严重;第二,照顾能力、照顾行动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照顾类型与留守儿童行为问题、行为问题种类数量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据此,进一步从照顾类型、照顾能力和照顾行动这三个维度,辨析了其在留守儿童行为问题中的实际作用差异,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减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策略。

通勤压力是影响外来人才在特大城市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对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该群体平均每天通勤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数比例高达63.19%,通勤压力明显高于总人群平均水平。分析其形成原因发现,居住区位、家庭结构、就业性质和个人因素都对通勤压力有显著影响。其中,居住区位与就业区位在空间上过度分离是导致通勤压力的重要原因,而外来人才家庭成员随迁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勤压力。据此,建议加快城市空间改造工程,改善就业区和居住区的平衡关系,并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及家属提供就近住宿条件,多措并举缓解外来人才的通勤压力,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老龄化趋势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失能失智老人、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呈现出井喷势头,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越来越紧迫。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家庭照护功能日趋弱化,社区、机构等社会化的照护保障还没有完善,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失衡,这种失衡不仅表现在供需量上,还体现在供需结构上。如何从供给侧采取措施,保证长期照护服务供需均衡,对解决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家庭照护、社区照护、机构照护、长期照护保险四个方面出发,为我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供需均衡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综合性民间社团,中华学艺社多途径向国人传输文化知识,致力于推进现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华学艺社尤为关注教育,在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陆续开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并力所能及地从事其他教育活动,其大胆探索、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勇气值得称道。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华学艺社的办学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其经验教训有必要得到系统总结。

王微辞官或许有史传所言的素无宦情、疾病缠身的因素,但此二者并不是主要原因。王微辞官是在门阀世族衰落、琅琊王氏势力滑坡的历史大背景下,结合自身之性格特征,为保全家门、保全自己而做出的选择。王微并非如史传所言因为弟僧谦误诊,咎恨、哀痛而亡,他是因经年服用寒食散,中毒而亡。王微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他曾入仕为官,“酬对尊贵,不厌敬恭”,希望能光耀门楣,但当其认识到政治形势不利于自身、家族时,便承家门旧风,适时“止足”了。同时王微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思想中亦含有玄学因子,但严峻的政治现实决定了这种思想不可能占据主流,只能作为调剂品而存在。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毗卢寺释迦殿的壁画由于损毁严重而鲜有研究,目前学界对于其表现的具体内容尚未有定论。通过考证释迦殿壁画的文本来源可知,壁画中“金牛太子”的故事应出自民间佛教宝卷;结合壁画与宝卷文本,可对漫漶榜题和殿东侧壁画所绘内容做出整体性的梳理和解读;根据明代佛教管理制度,可对毗卢寺壁画及其当时的社会功用作出推测。壁画和宝卷的对照研究,为了解明代京畿河北地区丰富的民间文化信仰和艺术表现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清末琉璃厂旧书业从业者多为河北人,形成了“以书为媒,以书会友”,广交文人学者的独特经营方式。他们聚书流通,致力于祖国传统典籍的搜求、挖掘、保护和传播。由商而士,编书撰文,是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形成了著书编目的优良传统。这有力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对近现代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