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河南府为西京所在,构成府一级行政管理与含有宫城的京城管理的双重职能。这一特殊性,产生了河南府行政机构之外的留守司、分司等特殊的机构和与之相应的用人制度。从而就形成了不同于宋代诸路路属府级行政管理制度的陪京府管理运作的模式。论文分述了:一、西京及河南府的沿革,及其为北宋三陪京之首的建制 。二、河南府的职官制度,自府长官尹、少尹、知府,府属判官、推官至左、右军巡院等,其设官分职大体与开封府同,但编制成员远逊开封府。三、西京留守司制度及所属留守机构,留司源自河南府城内有宫城,为皇帝行幸起居之所。西京不同于东京之处,即便皇帝不亲征,平时,仍置西京留守,然其守卫、修葺宫城职能,渐渐退化,逐渐成为安置贬官或退闲、优贤朝臣之地。河南知府兼留守,导致河南府行政管理具有双重职能的特点。西京留守司所属留司御史台、国子监,“粗有职事”,多为安置退居二线重臣或与当轴有异见之朝官,具有实职与虚职两种职能。四、西京分司官,名为中央派出机构之官员,在宋代已蜕变为一种特定的通称官名。无定员。其职能为优容有功劳而疾病不能任事者,及有过犯的责授官,为闲职,乾领禄俸。宋代西京留守司与分司官,是宋代孳生冗官的一个病灶,但多少也发挥了化解朝廷激烈政治斗争缓冲器的作用。

诏求直言是中国帝制时代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现象,宋朝皇帝诏求直言尤其多。理论上它是防止下情雍蔽以及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种方式,但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多数诏求直言活动流于形式,在宋朝其主要的政治功能是向臣民展示皇帝开明纳谏的明君形象,其突出的政治效果是为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提供了便利,新旧两党利用诏求直言或为政策调整制造舆论,或通过区分直言,党同伐异。尽管对改善宋朝政治的积极作用极为有限,但由于适应了皇帝塑造开明形象的政治需要,适应了天人感应论影响下安抚遭灾民众焦虑心理的需要,适应了士大夫参与政治,特别是党争政治的需要,诏求直言便成为宋朝皇权专制体制下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现象。

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文献汗牛充栋,林林总总的观点纷然杂陈,但解剖典型的方法总是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得不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并运用解剖典型的方法。典型的国别意义是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社会历史意义则是以大工业为特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方法的形成过程起步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个前提条件发挥根本性作用,一是无产阶级立场的确立,二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中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解剖典型的方法基本形成。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解剖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性成果是《资本论》,方法论成就则是解剖典型方法的原理化:“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以往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受苏联《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阐释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物质本体论,进而也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本体论理解为物质本体论,基于法哲学物质本体论将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也理解为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或者叫劳动本体论,从社会实践出发或者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世界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而是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也不是客观价值论,而是基于实践价值论的主观统一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

经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阐发,“太极”成为宋明理学的最高范畴,然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仅这二句就衍生出了无数派系论争。其中明初理学家曹端著《辨戾》一文,针对“太极自会动静”与否的阐发,提出了“死理活理”、“理气关系”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明代理气关系问题的走向,还波及韩国李退溪的理学思想,展开了韩国性理学三百年的“理气四端七情之辨”。本文通过明晰《辨戾》内蕴的朱熹的《太极图说解》注解与其《语录》是否真的“自相龃龉”;朱熹的注解是否符合周敦颐《太极图说》本旨;曹端是否如实地解读了朱熹对于《太极图说》的注解,如果存在偏差,造成这些误读背后的缘由何在等理学问题,厘清曹端《辨戾》一文的得失,进而探究曹端思想对明代理学及退溪理学的影响,以贞定《辨戾》在明初理学的合理位置。

课外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必须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形成课内教育学分制和课外教育学分制并行的培养模式,合力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国际化是加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大学历史的传承,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自身建设的需要。“双一流”战略对大学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地方高校排头兵、区域高等教育先行者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应乘势而为,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大学国际化发展趋势,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构建全员国际化格局,实现广度与深度结合,打造特色国际化品牌,在促进自身“双一流”建设的同时,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校园欺凌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在很多国家甚至已经演化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为应对校园欺凌,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预防和干预体系。此体系以学校为主,上承中央和地方的法规和政策,下接民间组织的专业支持和帮助,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反欺凌措施以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我国在治理校园欺凌方面可以借鉴英国的相关做法,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学校建立惩戒制度,全社会建立综合治理体系。

绿色金融对雄安新区绿色智慧新城建设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要走在国内和国际前沿,需要从绿色金融格局、绿色金融主体角色定位、绿色金融工具、绿色金融环境、绿色金融服务五大方面探索构建新路径:一是构建“分工—合作”的绿色金融格局;二是明晰三大绿色金融主体角色定位;三是综合运用多种绿色金融工具,如强化雄安新区绿色信贷实施过程、设立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基金、发行雄安绿色债券等;四是创造良好的绿色金融环境,如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府政策扶持机制、打造绿色金融人才集聚高地和思想前沿阵地、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制定对环境社会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政策等;五是完善绿色金融服务,如发展多样化的第三方机构、构建多重的绿色评价体系、建立广泛的绿色信息共享机制等。

雄安新区覆盖容城、安新、雄县三县,现有产业主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为主,与未来新区发展规划的高端定位存在巨大落差,表现出诸多的非适应性特征。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必须转型升级,作出适应性改变,按照顾客价值和品牌创新理论,重构商业生态系统,强调“产城融合”,建立高端商业生态系统,打造国际化品牌和高端大市场,全力推进产学研多维合作,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促进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耦合互动,鼓励产业组织形态创新,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

以公共物品论为核心的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一个大类。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大类,本应比其脱胎的财政学具有更高、更具总括性的内容层次和区别于财政学的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但目前公共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研究对象仍与财政学大同小异,几无二致,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形成基础的影响,潜在地将财政收支活动等同于了政府的全部经济活动,从而限制了对公共经济的理解和研究视域。鉴此,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原理,从公共物品再生产的视角对公共经济的意义、内容和性质特点进行重新认识,以为提升公共经济学的内容层次和进一步完善公共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提供一个“理论入口”。

财政作为政府、市场甚至社会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是连接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主要枢纽,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界定“看得见的手”政府、“看不见的手”市场和新兴的“第三只手”社会这三种资源配置主体的定义与功能的理论基础上,围绕“财政能干什么”“财政应该干什么”等基本问题,分别阐述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边界,并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关系的视角,介绍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财政理念的动态演变,并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定位。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视域下,我国正进入治理型财政建设阶段,划分政府间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应有利于同时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优势。根据不同教育服务的公共性强度确定政府的参与度,鼓励市场及非营利组织对教育服务的相应参与。依据从私人服务到公共服务的强弱,各类教育依次排序为个体培训、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高中教育、义务教育。公共性强度与高级次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正相关;地方(基层)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和直接受益地优势,是首当其冲的事权主体和支出责任主体;上级(中央)政府具有监督与调控权力和责任。在教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和消费中,多元主体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增加教育供给,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

为配合“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保障地方财力的稳定,国家对增值税央地收入划分制度作出了调整,但具有明显的过渡特点。基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视角,从央地之间与省际之间两个角度归纳了增值税收入划分机制。通过理论分析与定量测算,发现“先分成后集中”和基于“生产地原则”的两大机制导致了省际财力分配失衡的加剧,揭示出当前增值税央地划分制度的先天不足在于损害了横向财政公平。由此得到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建立稳定的增值税央地划分制度,不能寄期望于寻找一个“合适”的央地划分比例,而在于将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从追求“激励效果”转向促进“横向公平”,使增值税在促进省际财力分配的均等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正在快速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呈现出不断增加和扩大的趋势。近年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以保障养老服务的供给。然而,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持续扩大和增加,养老服务领域供需失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分析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梳理和揭示当前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下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养老服务的供需平衡,切实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贫困县老龄人口贫困现状,通过实地走访河北省14个县70个村的1 083户贫困户家庭,发现老龄人口仍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河北省老龄人口贫困问题存在独有特征,在分析相关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以期促进河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人民脱贫致富的目标。

乡规民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理论谱系的不断完善标志着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开始走向理论自觉。其中,伦理共同体理论、乡土社会理论和民间法理论为代表的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学术界开展乡规民约研究的三种理路。不过,这些各有千秋而又日臻成熟的研究理路在成功引导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农村转向”的同时,也存在着关照现实乏力和理论解释力有待深化的无奈与尴尬。乡土中国发展的自身逻辑和治理实践一方面呼唤学术界超越学科范式进行新的理论整合,同时也期待着放眼区域整合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成为乡规民约研究理论自觉的必然选项。

生育政策调整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奖励扶助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或调整。在当前情况下,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改革或调整应当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对于已经形成的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了兑现中共中央《公开信》的承诺、体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应当继续实行奖励扶助政策;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后按政策生育的家庭,应当实行“育儿津贴”或“生育补助”制度,这是对生育社会价值的认可和补偿,也是“鼓励按政策生育”的重要保障。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扶助制度,应当坚持国库保国策、公平公正、保证重点、统筹协调等原则,科学构建生育支持政策,更好地满足按政策生育家庭的利益诉求,保障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顺利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面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后,对所有按政策生育家庭进行奖励扶助将是大势所趋。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改革前景如何以及奖励扶助标准是否具有可行性,需要对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进行预测分析,测算不同方案下的奖励扶助资金总量需求及其结构变动情况,以此为基础,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标准制定和相关政策改革预期进行研判。

“全面二孩”政策是优化子女数量和强化代际支持的重要举措。拥有不同子女数量和身处不同代际关系的老年群体,对通过二孩政策化解养老风险这一做法提出了经验性和反观性看法。通过对12 651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老年群体对二孩政策化解养老风险的总体认同程度较低。影响老年人认同程度的关键因素是子女数量和代际关系,只有拥有1-3个子女的老年人对二孩政策化解养老风险的认同程度相对较高,其他均较低;与子女代际关系好的老年人普遍认为二孩政策能够化解养老风险,而与子女关系疏远以及被啃老的父母都不认同二孩政策对化解养老风险的实质作用。

基于1982—2016年间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从研究的地域范围、对象、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考察了该领域研究的总体状况,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进行了展望。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同群体间的生育意愿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和实证调查为主,内容上呈现出研究维度多元化和影响因素多样化的特征。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入探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间的关系问题,注重对同一群体进行追踪调查研究,合理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