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言行一致的实干家、教育家。他从小志向远大,重视生活实际;他关注民生疾苦,勤勉施政;他在象山精舍讲学,成为民办书院的典范。把陆九渊说成“主观唯心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朱陆异同之争,正是陆九渊学术竞争力巨大的反映,亦是其学术影响巨大不可磨灭的证明。

顾随出生于河北清河望族,其家族文化特征可概括为耕读传家、雅俗并收,家族聚居、长于省思,乐善好施、关心民瘼等三个方面。顾家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又鲜明影响了顾随的小说创作。今所见顾随小说12篇,就主题取向而言,大略可分为对女性特质之崇拜、对家庭生活之重视、对农村生活之描摹及对儒家经典之借鉴四个方面,其中均可见出家族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理解城市空间的视角,闲逛者在英国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及本土特质。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城市文学促成了英国闲逛者意象的萌芽,是一种观察都市的闲逛;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的报刊文学进一步涵养了闲逛者,试图通过精致的散文实现理性启蒙的社会诉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华兹华斯的诗歌则聚焦自然与乡村,用不同于都市闲逛的方式来反思当时英国的城市病。简言之,从文学小册子到散文,再到诗歌,看似不相干的闲逛行为实际上揭示了英国中产阶级从萌芽到发展的独特过程,折射出该阶层的社会焦虑。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梅西所知》中詹姆斯成功尝试了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为主,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为辅的双重叙事视角创作手法,聚焦“意识中心”的所见所想,赋予她“印象记录员”和“困惑生产者”的身份,从小女孩“看”到“观察”的发展过程来呈现她的认知成长。同时,通过展示其他“媒介”的心理活动保证了信息的完整传递。这种创新对詹姆斯晚期成熟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梅西所知》在詹姆斯写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存在的人与劳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进行深度理论阐释并提出深层生态批判,指出自然界是人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前提和生物基础,人是自然界的有机构成,劳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真实纽带。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的存在,导致异化劳动的出现,异化劳动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效结合,才是解决人与自然问题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手稿》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生态批判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为一类现象的道德悖论普遍存在,作为研究主题的道德悖论,争议从未止息。基于道德悖论与逻辑悖论之关联的再三权衡,可进一步明确道德悖论并不是逻辑悖论。从能够建立矛盾等价式的要求看,道德悖论并不包含真正的逻辑矛盾;通过与道义悖论及合理行动悖论的比较可以表明,道德悖论实质上是关于道德“行动”的问题,因而不属于“理论事实”。作为道德实践中遇到的行动选择困境,道德悖论所刻画的是一种“类悖论行动困境”,道德悖论的解决需要诉诸关于实践与行动的理论。

针对诸多风险的威胁,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的“共同福祉”。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同面对风险,倡导包容所有文明,强调以实际行动给予人们以切实的关怀;它召唤所有人共建共享,提倡以多种形态的共同体来分散风险的危害;它汲取着历史经验和教训,探寻着人类团结的持续动力。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建设转型升级的主要发展目标,“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也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首要规划的目标之一。基于场所和流动空间视角,将“人”放在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从建设社会—自然—经济城市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系统模型(NewSNE模型),包括以人和流动空间为核心新型社会子系统、将技术融入自然物质和人的新型生态系统以及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子系统,并从信息融合、技术创新、人文情感和时空布局4个方面提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可行路径。

硅谷是当代的全球创新中心,在简要回顾硅谷发展历程、人才集聚和创新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系统解析了硅谷人才集聚的内在规律,并从平台创建、环境发展、大学建设、精神培育等方面,提出了硅谷经验对雄安新区人才集聚和发展的启示。

雄安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几个基本共识,分析了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并从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攀升产业价值链高端、推进产业转移升级、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创新产业扶持政策、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加大政策配套力度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

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举措,近几年受到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以2009—2016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企业内部,高管水平薪酬差距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出负向关系,而垂直薪酬差距则与社会责任呈现出正向关系;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水平薪酬差距和垂直薪酬差距的提升均会削弱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一步对研究视角进行拓展,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随着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增加而恶化。结论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同时对高管薪酬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当前已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特性、传统民族社会资本形式、社会资本存在问题及建构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也存在诸如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对本土化及地区内部差异的关切不强、解释性研究薄弱、社会资本建构对策研究不深入等问题。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研究需要立足于本土化的经验性研究,完善描述性研究,加强解释性研究,并需要对社会资本建构对策进行更具现实意义的深入分析。

以河北省区域科技金融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测算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方法。同时,以科技金融集聚为着眼点,将科技金融集聚问题应用到区域经济增长领域,通过构建不同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要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建立适度的科技金融集聚规模,并提升集聚质量。

当前,大部分省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还处于省级调剂金阶段,养老金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急需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会面临财政分灶体制导致地方利益格局固化、打击基金有结余地区的征缴积极性、中央财政兜底压力大、易造成逆向转移支付、省际间养老保险政策差异较大等问题。建议:中央应下决心打破当前利益格局;先推行中央调剂金制度,再逐步过渡到全国统筹;实行“中央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的模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实行垂直管理;开征社会保险税;健全相关配套政策。

养老保险降费率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任务,降费目标能否实现受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和财政补贴能力约束。构建养老保险缴费与给付精算模型和养老保险缴费、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联立方程,实证检验社会平均工资统计口径调整对养老保险降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平均工资统计口径调整会降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城镇单位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越大,缴费基数下降越多;统计口径调整对养老保险降费具有直接推动效应,统计口径调整会缩减参保者给付与缴费净差值,减小单位参保人口养老保险收支缺口;统计口径调整对养老保险降费具有间接保障效应,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降,减少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缴费额,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养老保险财政补贴能力。

农村五保老人是当前老龄化群体中最弱势的群体,五保老人的生活质量事关我国养老事业和民生事业的发展。农村敬老院作为解决五保老人养老问题的主要方式,承担着基层托底的重任。基于对山东省LY县敬老院的调查,首先肯定这种集中供养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同时也发现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敬老院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供养标准偏低、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缺乏专业的护工人员和管理人员、敬老院管理运行制度不完善等。为解决这一困境,应该强化政府职能,鼓励多元投资;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完善管理运行制度,提高服务水平。

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步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DT时代,构建数字政府、推行数据政务顺乎政治发展的演变逻辑,也是智慧治理的最佳选择。数字政府的体系架构和创新机理,描绘出治国理政和服务公众的新形态,能够降低行政成本,增强行政的科学性、促进治理的精细化。实践应用中,数据政务的多维面向及功能图景能够理顺府际间,政府与公务员、企业组织、公民、第三部门间以及各子场域间的关系,政府将巧借大数据技术激活协同发展的合力,提升治理的回应性,彰显新时代行政价值和政府责任。诚然,数字政府和数据政务的运行还需一定的策略保障。为此,应完善心智结构、加强原则规范、建立有效的策略机制,从而激发大数据正能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各方享有利益更平衡、更充分。

1996—2017年20余年间,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为“现象”所牵引,表现为一个从概念、定义到现象和规制的演进路径,媒介融合的主体研究、载体研究、从业人员及用户研究、产业及政策研究是研究成果聚集的四个方面,呈现出与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特征不相一致的现象化特征,可以说是一场历时旷久的缺乏知识融合的媒介融合研究。我国媒介融合研究对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的实质关注不足,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媒介融合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知识融合的研究取向,知识创新陷入困境,媒介融合急需展开跨学科研究。技术先导性的缺位是导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学术研究滞后于媒体实践的主要原因。

“新媒体慈善”作为一种新的慈善现象,呈现出“个体新媒体慈善”“组织新媒体慈善”及“平台新媒体慈善”三种形态,在参与主体、传播方式、筹款方式、信息披露、社会监督、资源整合、慈善激励等方面与传统慈善有很大不同。具有塑造人人可为的慈善文化、创造新的慈善生态环境、形成官民互动的新模式、改变公益慈善捐赠格局、使慈善事业回归民间属性等积极意义。但也面临苛责喧嚣造成慈善伤害、遭遇可持续性挑战、伤害受助者尊严、具有人群和信息的局限性等困境。“新媒体慈善”作为一种慈善形态不可逆转,是现代慈善的可行途径,应向组织化、规范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