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接受“宋明理学”一词的宣传效应,对两宋之际理学的地位、作用多有误解。理学仅是宋学中的一派,出现较晚。虽在元祐时期盛极一时,然而好景不长,即遭阻滞。其原因主要是:朋党互攻,纷争不已;空谈大话,无补实际;时势需要,讲求事功。由此诸多原因的掣肘,理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被打击、受限制,以及异化、转型的境地,出现了多种倾向:道貌岸然,虚伪混世者有之。白首书生,洁身退隐者有之。适时转型,倡导事功者有之。守伊洛之道统,集理学之大成者有之。

宋仁宗年幼即位,刘太后垂帘听政11年,常有僭越之举。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士大夫群体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希望刘太后能够早日还政于仁宗。天圣七年、十年发生了两次大火灾,刘太后与士大夫双方对火灾性质进行了截然相对的解释,其实质是刘太后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

宋词创作中“入代(替)平声”说由宋末沈义父首倡,清代《词律》《词谱》诸书在词谱编撰中普遍运用了这一观点并加以引申发挥,而戈载的《词林正韵》更从词曲一理的角度将入代平声说进行了理论归纳并对入代平声之字作了具体罗列。宋词创作中确有入代平声的现象,但是总的来看,入代平声还是词人偶然的运用,不是必然的法则,入声与平声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分明。《词林正韵》即分入声五部,又将入声派入三声之中,颇为自相矛盾,而其所列入作平声之字,并不符合宋人创作的实际情况,更多的是戈载自己根据曲韵之书的编造,淆乱词曲用字之界,不足为凭。至于哪些入声字可以偶代平声而用,还是要对今存宋人作品的入声字详加考察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而今日词体之创作,亦不宜“入代平声”。

元氏方言儿化的特点是,舌尖后边音“儿［·］”缀与前字合音,使前字的舌尖后音、边音(开合)声母变音为［k⌒、k‘⌒、x⌒］和［］,变音可以自成儿化音节(声化韵)。元氏型儿化现象在冀南十余县市都有分布,［、‘、］和［l］还可以变音为［k⌒、k⌒‘、x⌒］等舌根化程度不同的声母和［］声母。［k⌒、k‘⌒、x⌒］、［k⌒、k⌒‘、x⌒］两类变音都属于“舌根-卷舌”双部位复杂辅音,各组复杂辅音中舌根音与卷舌音的强弱差异呈现出双向相逆的连续渐变关系,这种渐变关系又与［、l］声母的儿化音形［、］的分合及合流方向大体平行。这些特点以及声化韵与［-］尾韵生成条件的关联、声化韵的稳定程度与开合口条件的关联,对进一步探讨此类复杂辅音、声化韵的音变动因及过程都有一定启示意义。

“思想”和“哲学”是从事哲学研究时经常遇到的两个概念。然而,“思想”和“哲学”何以可能?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大致来讲,“思想”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乃经过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相对稳定性的理论。“哲学”作为一门“爱智慧”的学问,乃基于对“思想”的反思而在超越层面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真正的“思想”之“自由”乃“思想”遵从自己设定的“规则”,故“哲学”应为“思想”设定“规则”,即“立法”。因此,二者的关系是:“思想”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源于“思想”;“哲学”为“思想”“立法”,“哲学”是“思想”的“首脑”。

《论语》“尧曰”章可把握为孔门弟子借着对某些取自遗籍的古圣先王之语和若干孔子之语的连缀,来传述一种被追溯到古圣先王而实则在孔子这里才第一次获得自觉的“道”的传承历程。其对汤武皆以“罪己”为为政之大端的强调,既相契于先师的“克己复礼为仁”“政者正也”等诲示,更相合于先师在诸侯纷争的春秋衰世关于当政者尤有必要以礼节制日益膨胀的权势欲、贪欲的特别警戒。从其对以“公则说”为结穴的“谨权量”诸政事的罗举,看得出他们对先师赞誉群圣公天下之“让”德的用心的领会,亦看得出他们对先师所祈求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认同。至于其对“允执其中”的看重,更是表明先师所说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之“至”确已为他们所体识,并构成他们的最高追求。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主要体现为组织规模、存续时间、层级结构、纪律规约等方面。“人数较多”为组织特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短时期内成员频繁变动的,不符合“骨干成员基本固定”。较之《2018指导意见》《2015座谈会纪要》对存续时间起点的限制规定更加合理。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结构模式多为刚性层级与授权型层级。违法犯罪活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较之有形暴力,软暴力与组织特征联系更为紧密。非法控制特征对组织特征具有制约与补充作用。行为人因特定纠纷聚集在一起且聚集频率较低,不属于“经常纠集”。恶势力犯罪集团内部开始出现明确分工与安排。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纪律规约是其区别于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一大特征。

“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是我国治理涉黑犯罪的主要刑事政策,其强调要在萌芽阶段消灭黑社会性质组织,以防止其造成更大的危害后果。在理解这一政策时,应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把握其预防性功能,从刑法学的角度出发把握其惩罚性功能。针对司法实践中不适当地降低涉黑犯罪入罪门槛、盲目强调惩罚等乱象,司法机关应严守罪刑法定的底线,摆脱一味从严从重的惯性依赖,运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理涉黑犯罪

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政治秩序、诱生并加速政治治理机体的腐化、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降低了公众对政治治理的认同感。正是基于对当前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政治危害性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将扫黑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决策,以期弥补政治治理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控制政治治理被黑恶势力染指的风险,阻却黑恶势力介入政治治理的途径,为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其往往是由恶势力犯罪集团演变而成的。对二者的司法界分,应主要着眼于危害性特征的差异。前者需要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了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后者则只要求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在此,应当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正确理解和实质解释,并对“保护伞”条件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对全国各省市2018—2030年的中央调剂金制度实施下养老资金的上解、拨付额度进行测算后,经由因子、聚类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地方经济基础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养老金整体运行状况的优劣,在中央调基金制度实施后并不会获得较为明显的改善,但调剂金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区间养老金制度运行差异,从而提出包括建立差别化的基础养老金调剂制度等能够有效均衡地区养老发展差距的相关建议。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当代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命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组织逐渐建立起一套追求“结果”、并逐渐向统一和联合评价靠拢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各类国际组织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中,设计了项目评价、国家层面评价以及组织整体支出评价的绩效评价体系。在评价主体选择、评价对象划分以及评价指标的建设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对中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方略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全球大型体育赛事的融资主要有政府投融资、市场化投融资和混合投融资3种模式,混合投融资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基于项目分类法来看,公益性项目主要依赖于政府全额投入,准公益性项目一般由政府先期主导,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而经营性项目的融资主要由企业自主筹资。从创新方向上看,公益性项目适合于政府投融资模式,但要对部分项目进行以PFI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准公益性项目应灵活运用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应尝试资产证券化和建立体育产业投资基金。融资模式的创新需要政府从法律法规、人才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加以保障。

“嵌入式”养老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新模式,不仅克服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局限性,又集三种模式的优势于一身,在居家和社区之间形成有效的服务传送和服务闭环,是我国未来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但该模式在运行中由于遇到了功能定位不精准、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低、易引发邻避冲突等瓶颈问题而陷入发展困境。只有对嵌入机构功能进行精准定位,有效提高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合理构建多元化邻避冲突解决机制,才能使“嵌入式”养老摆脱困局,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养老正成为中国化解养老服务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行途径和必然选择。目前,智慧养老发展存在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智慧养老企业发展存在瓶颈、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人需求之间存在偏差、智慧养老服务缺乏专业型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设立国家智慧养老产业大数据中心;积极推动智慧养老企业的自我提升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需求平衡;拓展智慧养老产品购买渠道,提升老年人购买智慧产品的能力;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推进智慧养老相关信用体系建立;强化人才培养,培育壮大智慧养老服务队伍。

尽管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势不高。在攀升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价值链整合力量不足、国际贸易制度规则重构、价值链“链主”势力阻扰等挑战。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不仅与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更有利于解决攀升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问题。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打造开放式“共享平台”、发挥“桥头堡”作用等角度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语结,即内部语言,是人类大脑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代码”,它往往是几个关键词、一个零碎的片段或没有主语直指目的的句子,有时甚至是几个画面。语结像地球经纬度的交叉点,从这个“结点”生发出来的“图式”就像一个三维立体的“地球仪”。这种言语产生的思维方式就是“三维立体语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使有稿播音表情达意准确生动,深入人心,使节目主持有的放矢、出口成章、言之有物,是语言学与播音学结合的一种新思路。

重视和保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运动从阶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颁布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带来了妇女婚姻家庭的巨大变化。天津较早颁布并大力推行新《婚姻法》,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对天津妇女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天津日报》等资料为基础,对此问题作一系统的实证研究。新《婚姻法》促进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式婚姻家庭观念逐渐确立,促进婚姻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新妇女的形成,妇女解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当今《婚姻法》的完善及妇女问题的解决都有借鉴意义。

雄安新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燕赵文化一脉相承。自春秋战国时期至2017年新区设立,行政建置兴废分合、治所迁徙、辖属关系逐渐清晰,区域位置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并日益凸显和确立起来。

从清代嘉庆二十年(1815)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135年间,蔚州本地以及来自大同府、张家口、京师、直隶中部等地的126个作为商业主体的戏班,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实现盈利甚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蔚州56个村庄演出了324个以战争主题居多的戏曲剧目,其中既有本地的社火、秧歌、道情,又有河北梆子和北路梆子。作为早期影响因子之一,从事长途贸易的山西商人之中的部分群体的经营及其商业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山西同乡戏班的在外演出活动以及梆子戏在异地的传播;最晚清代中期以来,在蔚县的山西商人是该地梆子剧种流行的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之一。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革命行动》是抗战期间第二战区舆论喉舌,多次刊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妇女解放的言论与实践。研究发现:阎锡山在第二战区倡导并力推的妇女解放,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激励着广大妇女积极主动投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为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