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武汉所属之武昌、汉阳城区,是当时岳家军驻扎的大本营和北伐基地,也是当时岳飞指挥抗金的帅府所在地。岳飞屯驻鄂州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七年。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岳飞及其率领的岳家军的历史文化遗迹。从几百年来武汉城区的时空变迁入手,对南宋初年岳飞及岳家军在其曾长期驻守的鄂州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了多视觉的论述,涉及天文历算、水陆变迁、城址变化、官署建毁以及历史文献及其记录差异等,将历史地理考证与历史文献记载核校勘对,详实地论证了当年岳飞与岳家军所留历史文化遗迹与后世重建之岳飞历史文化遗迹之区别;重点论证了今武汉地区在南宋时于此所建的中国最早的岳王庙以及岳府、岳家军帅府、岳家军屯营、忠烈庙、黄鹤楼、岳武穆遗像亭、报国庵、岳飞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古今武汉岳飞文化遗迹。

《桃林罗氏族谱序》是南宋著名士大夫杨万里一篇集外佚文,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作者结合多年来对南宋士人杨万里、罗大经的深入研究,从该序文的写作时间、作者署名官衔、序文内容的真实性几个方面进一步证实了《桃林罗氏族谱序》确实为杨万里的一篇集外佚文。又结合该序文中“士族”一词内涵在南宋的演变,论述了南宋未入仕士人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影响,并揭示了这一现象实为后世明清地方乡绅社会之发端。

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认识到只有改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于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改革派武士,手持“尊王攘夷”的改革大旗,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了解世界局势,并开塾授课,通过教育培养革新人才,继承变革图强之志。吉田松阴和松下村塾作为幕末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私塾,在短暂的教育活动开展中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幕末维新志士和近代化领导人才,在日本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功绩。

日本的COE计划是日本文部省为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基地,融合政产学研高度合作,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有机结合的创新之举。COE计划历经20余载,三次修订,在学术导向、学科项目建设、全球化资源运用、公正评估考核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体制构建,为我国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转型的政策支持策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为更好地解决中小学教育装备质量监测问题,探索借鉴ISO9000质量标准中“PDCA”管理模式开展教育装备质量监测工作的可能性,分享以“PDCA”理论为基础开展教育装备质量监测工作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质量监测工作措施和管理方法,对新形势下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育装备质量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共产党宣言》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世界交往思想,揭示了世界交往产生的历史前提、内在动力、空间布展、二重特性、发展趋向,剖析了世界交往与全球空间断裂的内在联系以及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为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为坚持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基础、方法指导和价值指引。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探析两者在育人目标、教育内容、培养模式等方面的有机融合。进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的机理进行探究,力求从理论信服、情感共鸣、行为外化三个梯度实现对研究生“双创”精神的培育和“双创”行为的指导,从基础要素建设、多元协同培养、评估体系促进三个维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研究生“双创”教育途径的实效性。

欧债危机爆发后,在常规货币政策面对零利率下限、传导渠道受阻时,欧洲中央银行实施了以公债货币化为核心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缓解债务危机。通过梳理欧洲中央银行治理欧债危机的政策举措,分析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借助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得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起到了缓解欧元区债务危机的作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期国债利率的上扬,且降低了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但从长远来看,非常规政策并不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公债货币化治理欧债危机的启示,对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管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ETF与国外市场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被投资者广泛接受和认可。在国内外基金绩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基金绩效评价方法、主成分分析法与DEA模型相结合,构建了针对于开放式基金的绩效评价体系。选取了三种不同市场行情的样本区间(牛市、熊市和震荡市),对不同行情下ETF和其他类型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比较。丰富了基金绩效评价理论,并为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以及监管机构提供建议,以期促进和发展中国ETF市场。

随着资本“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4-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SUR)模型,对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外溢出的先进技术提升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但研发密集型行业和非研发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应加大对研发密集行业的投资比重,努力增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基于归因理论和感知风险理论,采用情景模拟实验验证了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不同类型信任修复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信任违背是企业劳资冲突的重要引发因素;相比于能力型信任违背来说,正直型信任违背对企业劳资冲突的影响更显著。信任修复策略能够有效缓解或化解信任违背对劳资冲突的影响:在能力型信任违背下,展示型修复策略具有更好的修复效果;而在正直型信任违背下,约束型修复策略的功效更强。

发展大数据产业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布局。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作为案例样本,基于架构理论及匹配逻辑,从产业发展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能力三个维度出发,采用克服传统QCA静态特性的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tsQCA)方法,研究因素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作用机制,总结归纳大数据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及发展路径。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准确测度经济发展现状,需要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了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河北省为例运用2005-2016年经济运行数据进行实证测算。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各维度发展并不均衡,经济活力和生态友好两个维度指标持续向好,而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这三个维度指标都出现了下滑和较大波动的情况,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

“科技创新园区链”是多个科技创新园区为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合理配置、产业升级、园区功能升级而基于要素禀赋和区域比较优势选择地区布局,通过园区合作或新建园区的方式所形成的政产学研结合的跨区域、跨园区分工合作体系。“园区链”和“产业链”密切相关,但也有区别。地理区位条件、法规政策环境、产业发展情况、社会文化环境、政产学研合作水平、园区建设情况等是科技创新园区链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加强对园区链概念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为科技创新园区和园区链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京津冀异地养老服务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这种特殊的异地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内在动力,得到了三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实地调查表明,在了解与认知方面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待研究和解决的制约因素。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三地政府间合作方案、提高异地养老服务认知度、提升服务质量,并在提供多元化服务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文化创意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产业。现阶段京津冀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在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机制体制、产业梯度、产业集群等现实障碍,构建以创意集群为主体、创新环境为制度保障、创新资源为核心资源的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是突破以上障碍、实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建立覆盖法定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保障公民未来的老年生活迫在眉睫。目前,中国全民养老参保工作已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仍有5 700万参保意愿偏低的“未保者”掣肘着基本养老保险的扩面工作。此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不畅、流动人员与雇佣单位的劳动关系不确定导致前者的养老参保权益难以受到保障等问题,也成为提高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障碍,“未保”“少保”“弃保”现象屡见不鲜。针对上述难点,适度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额、宣传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济性作用以激励社会成员积极参保、建设更加灵活公平的参保机制、相关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和尽快完成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对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尤为必要。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事业注意力强度,始终践行公平理念,一系列政策法规陆续颁布并实施,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社会保障质量从低水平到高层次的提升。根据斯塔西·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地区间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存在差异,显著影响人们的公平感知,通过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10个指标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然而地区间资金供给并不均衡,但多数指标相对差异在缩小。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支出,补齐短板,是十三五期间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慢性贫困是贫困的“癌症”。慢性贫困何以产生和维持成为目前世界贫困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当前,有关慢性贫困的理论分析逐渐分化成资源视角和关系视角。资源视角基于传统的贫困理论提出了慢性贫困的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框架,关系视角则强调贫困是社会建构,从而聚焦其背后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通过对这两种视角的理论梳理,最后提出一个整体性框架对慢性贫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对于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把握,司法实务界与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司法人员在面对把握不准的停止形态认定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犯罪既遂,而有学者认为这与刑法既遂理论相矛盾。关于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间关系,可以适当予以模糊。因为贩卖毒品行为本身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在法教义学视角,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别仅在于违法性程度上的不同。在考虑贩卖毒品罪的量刑问题时,只需在认定其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对其结果不法予以考量即可。

刑法中的情节是中国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具有界分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功能,是调整刑事法网严密程度与刑罚苛严程度的关键指标。然而,我国司法解释对情节内容的规定既杂乱无章,又充斥着各种问题。在着重探讨了情节内容在司法解释领域严重的泛化问题,如前科劣迹情节定罪量刑价值的泛化、罪后情节的逆向适用、社会影响情节的失当等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反思情节内容在司法解释领域的展开,明确情节内容的合理向度,贯彻落实刑法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