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是贯彻《共产党宣言》纲领和策略的第一次实践,也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革命实践传统的起点。将《新莱茵报》编译为中文,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起源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第6号《新莱茵报》的中译文,可以作为一个生动体现马克思新闻观的案例,说明马克思如何既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又客观呈现新闻事实,展现他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娴熟的报道技巧和灵活的报纸经营思想。阅读这份《新莱茵报》如同经历了一段生动的历史,可以感受到马克思高超的新闻专业素养和坚定的革命立场。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脉络之中。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使乡村学生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开宏大的历史叙事,乡村教育历经探索期、奠基期、调整期以及优化期四个发展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经费投入机制日益健全,办学经费逐年增长;师资队伍建设效果显著,教师供给质量增强;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当前,中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时期,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优先发展乡村教育、加强城乡教育一体化、提升乡村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公平,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

建党百年,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有助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推动河北红色革命文化得到切实有效传播,必须加快构建红色革命文化传播体系:从传播主体维度看,政府、学校、社会组织要相互配合、协同创新;从传播内容维度看,要系统整合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理直气壮讲好红色革命故事;从传播路径方法看,要实现学校教育、理论宣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从传播载体维度看,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从传播方式维度看,要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公益化宣传与产业化传播协调发展,致力形成受众广泛、立体化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格局,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郁达夫小说创作中充斥着“零余者”形象,这不无颓废主义气息的文学形象,向我们呈示的是在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过程中,现代个体从传统道德构架和文化范式中脱胎而出,寻找、建构自我的艰难心理历程的一个侧面。同时,郁达夫笔下的性描述与性欲话语表达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变革这场影响深远的价值范式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了对自我、族群以及现代伦理道德的重构。这是以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影响的焦虑”记录了现代个体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美学反抗。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小说的颓废书写是中国现代情感伦理变革历程中的一个显著文学事件,为现代感性自我这种全新的主体模式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合法性。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在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开始关注知识论问题。然而,在程朱形上学的知识论中,“人心”“物理”“天理”同构导致知识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伴随着儒学现代化的推进,在戴震的知识论中,认知主体存在着一个由“精爽”进于“神明”的能力提升和扩展过程;认知对象体现为“物则”“分理”“条理”等形而下的客观物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知论的主客关系;认知主体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精确审察,将最终获得“理义”的认知成果。戴震的知识论建构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个案性的范式,在今天依然极富现代性的启发意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政策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不同,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就会有所区别,因而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育政策执行研究。首先,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社会矛盾,中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人民为中心思考教育问题和追求教育公平与质量。这就要求强调党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全面领导,注重民生,关注最基层的执行者,密切监测执行行动与教育政策追求公平与质量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其次,需要重新理解教育政策执行的含义,探讨执行者对政策的重构。这就需要研究基层执行者的政策再解读,关注执行者对政策认知和理解程度的层次现象,分析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重视执行过程的复杂性。再次,深谙教育政策执行的阶段性路径存在多样性可能,既有正向或者负向的直线路径和曲线路径,还有螺旋式上升路径。因而要关注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演进,客观地、历史地分析新时代教育政策执行举措和执行环境。

通过运用改进后的G-L指数测度中国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对比分析,表明金砖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同时发展水平不同不是限制两国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因素;测度SITC(Rev.4)分类下的中国与金砖国家0-8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显示金砖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影响因素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关联度,得出市场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市场开放度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程度较大。因此,应开展文化交流、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有侧重地根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进行针对性调整,以提升中国与其他金砖四国产业内贸易水平。

金融与旅游都经历了中介化—去中介化—再中介化的发展历程,而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分别是金融与旅游再中介化的典型表现形式。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均具有显著的互联网属性,在发展机制、资源配置理念、用户群体、产品属性、价值观念等方面皆高度契合,具有良好的融合发展基础。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来看,数字金融与共享旅游融合发展的实质是数字金融的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信息服务功能在共享旅游场景中的具体应用。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二者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化,但仍存在网络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有待提升、产品体系陈旧、行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在既定的金融功能框架下,从监管主体、参与主体和合作机制三个层面加以改进。

“十三五”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在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及优抚政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逐步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管理服务日趋规范,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四五”期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社会保障需要在社保政策定位、保障对象甄别、社保层次划分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建设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更高需求。

支持城乡融合发展是“十四五”时期财政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该项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考虑新形势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在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力求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力促城乡产业融合;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宗旨,提升新时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以加强监督和绩效评价为手段,提高财政支持政策的效果。

棋牌文化属于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创新了传统棋牌游戏,促使棋牌游戏网络化。早期的网络棋牌游戏通常只能实现陌生玩家随机匹配的功能,随着移动互联网和通讯群组的发展,熟人线上组局进行棋牌游戏也成为可能。近年来,基于用户需求而开发的房卡类网络棋牌游戏上线并在短时间内呈现燎原般发展势头。与此同时,房卡模式涉赌案件进入司法机关视野,且具有多发、频发势头。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治理网络犯罪,亟须对房卡类网络棋牌游戏进行刑法学评价,剖析其涉赌模式及其他刑事责任风险。根据犯罪构成理论,需要区分“真房卡”模式和“伪房卡”模式。对前者应坚持以出罪为原则,以入罪为例外,对后者应入罪化,且罪名宜为开设赌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