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镌刻的红色记忆。革命文化贯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蕴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红色基因、承载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革命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治党兴党的精神钙质、兴军强军的精神基石、铸魂育民的精神资源。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深刻自我革命,必须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做到铭记光辉史迹、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文化自信和赓续革命精神。

《老子》首章在老子哲学及老子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宗明义道出老子道论三个基本问题:一、道言之辨,从道言关系诠释了“道”的形上本体意义;二、有无之辨,从“有”和“无”的关系揭示道之超越性、实存性及其统一性;三、道物之辨,用“众妙之门”隐喻道生生不息的本源性及道生万物、万物尊道的道物关系。这三个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生命世界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样一个生命终极关怀的问题,这是古今哲学安顿生命意义的逻辑前提,也是哲学所论究的最根本的问题。老子用“玄牝之门”隐喻道体只是为了借助隐喻的直觉性穿透“道言间隔”,把远古生殖崇拜内含的生命体验衍化成深刻的哲学思想。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以《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为线索,利用“形用义音序五者互相求”的考字方法,对大型字书收录的20个疑难字进行了考释。考释内容主要包括字形讹误者、俗讹字未与正字沟通者、异体字认同失误者、音未详或注音错误者、义未详或释义错误者、同形字未加别异者、已有考释尚可补正者。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学科,其在国内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根据国外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尽量多地收集有关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研究的信息和资料,概括了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通过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研究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为国内认知社会语言学在研究应用方面增加一些可供交流借鉴的观点和思考。

《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俄罗斯文学经典一直都是学界重点研究对象,然而鲜有研究运用神话诗学对其爱情叙事进行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中神话思维“常量”与叙事情节“变量”对立统一关系在矛盾分析法及神话原型理论下有所凸显,构成矛盾原型。起始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爱情叙事矛盾原型贯穿19至20世纪,整体进程呈现出诺斯洛普·弗莱四季循环神话演进规律,是俄罗斯民族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再到黑铁时代两个世纪爱情叙事的演变,映射出俄罗斯民族人文内涵的变化过程。从神话诗学角度可把握多变俄罗斯民族不变爱情文化思维。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大学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围绕政府、大学、市场三个基本要素的关系与互动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巴西大学经历了三种治理模式的时代变迁,分别是联邦集权下的双元治理模式、民主浪潮下的集体共决模式和新公共管理下的治理模式。在巴西大学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中,政府与大学、行政与学术以及大学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前巴西大学治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过度市场化对大学理念的侵蚀、极右政府对大学自治的损害以及财务模式单一对大学发展的限制。

传统的动机二分法将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视为相对独立的二元关系,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对人类动机的内部结构进行整合重构,并提出了有关不同类型动机内化的路径模型。创业教育体验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尊重自主支持的实境互动教学方式,建构了符合自我决定理论生长的教学场域,为促进大学生创业动机内化提供了可能性。研究表明,有效的体验式教学模式应该站在学生生命发展的整体高度,关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组织建构实境化的教学情境,并且采用开放灵活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实现教学目标。在有效的体验式教学过程中,师生、生生,以及学生自己都处于互动和对话的状态,学生的“自主”“胜任”“关系”三种心理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创业动机逐渐受到激发、调优和强化。自我决定理论既是设计体验式教学理论模型和课程实践方案的指导理念,也是检验其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加速了中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转型发展。现阶段,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还存在教育模式固化、精准资源匮乏、教育过程功利、网络课程资源供给动力不足的“痛点”问题。通过大数据赋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教育联盟、树立大数据思维、深挖数据价值、构建学习者画像,有助于解决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供需失衡矛盾,破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量提升等难题,加快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课程改革。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变革问题,更是技术与治理二元叠加裂变后的信息化技术与组织、环境的深度融合发展问题。现有研究缺乏对数字政府建设差异化路径的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以TOE为分析框架,采用NCA和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深入挖掘中国31个省(市、区)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及推进路径。研究表明:政策驱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必要条件,是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保障;高水平的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存在差异化,不同影响因素的适宜组合可推动高水平数字政府建设;在特定资源要素组合下,完善技术能力、加强财政供给能力与政策驱动是快速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必不可缺的条件。其研究有助于深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背后复杂的因果机制,为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的高水平数字政府提供借鉴。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也是一个地区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志。分析“十三五”期间河北省装备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情况,从行业规模和行业集中度2个角度评估了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运用DEA-CCR模型对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运行效率进行了全国对比,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5年中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十三五”期间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全省工业平均增速,但增长波动大、利润率偏低、各细分行业发展不平衡,总体规模和行业集中度在全国均不突出,运行效率更是落后于多数东中部省区市。5年中,尽管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4个细分行业技术进步贡献相对明显,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3个细分行业技术效率相对突出,但是总体而言,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针对存在的质量和效率问题,从提升河北省装备制造业的规模效益、行业运行效率、要素配置效率以及优化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中国法典化的新征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法立法历经初创、深化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立法聚焦领域不同,所呈现的立法特点亦是各异。全面审视中国经济法的立法实践,经济法立法不能有效因应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经济法学研究不能为经济法立法提供充分理论支撑,加之经济法立法的自身局限,经济法立法乃至经济法法典化依然遭遇阻滞。聚焦经济法法典化目标,吸收借鉴《民法典》编纂的成功经验,经济法立法的目标定位和未来走向是:将法典化作为长期奋斗目标,抓住法典化带来的体系化契机,通过强化理论共识、夯实实践基础、厘定相关关系等,切实增强经济法体系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中国在打击此类跨境犯罪方面存在取证、追赃、抓捕等诸多困难,需要与东盟国家进行警务合作。基于双边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中国—东盟已开展了警务情报信息共享、联合抓捕犯罪嫌疑人、移交遣返嫌犯、派驻警务联络官等警务合作方式,但仍存在合作依据的法律资源供给不足、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正式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尚待完善等相关问题。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夯实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的法律基础,完善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探索设立统一警务合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