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区分了哲学与科学,在此基础上,严辨哲学之知与科学之知。他认为两者分属不同的层次,哲学之知属于“性智”,科学之知属于“量智”。“性智”是对宇宙人生本体的认识,“量智”是对功用的认识。在为学上,熊十力认为思维的方法、建构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他强调思维与修养的交互作用与统合,也即所谓“思修交尽”。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普遍性”是弗雷格概念文字的初始符号。弗雷格有关“普遍性”的探讨其实是关于全称量词的探讨,他基于“普遍性”符号,从现代逻辑的视角对全称量词进行了说明。在这样的说明下,全称量词是表达思想的普遍性的语言标志,全称量词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全称量词的意谓是二阶概念,它通过对个体域的限定,从而对(一阶)概念加以限制。运用概念文字,弗雷格揭示了自然语言中表达普遍性思想的句子的逻辑形式。借助于王路教授提出的句子图式,可以从语言、涵义和意谓三个层面分析弗雷格关于“普遍性”的思想。弗雷格的“普遍性”思想对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思政课教师做好“经师”和“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是新时代对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更高要求。打造高精尖水平思政课,需要思政课教师强化守正意识和创新意识,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启迪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培养一代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思政课教师要强化资政意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要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上下功夫,要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不断书写教育事业的壮丽篇章。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战略高度,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视为“国之大者”,多次强调要用好用活各种资源,推动“小课堂”与“大课堂”相统一,推动“大思政课”改革创新。微电影实践教学模式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把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统一起来,在教师引导下,实现学生自我教育,是讲深、讲透、讲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种有益方式,是引导当代青年学生走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绿色通道,是青年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途径。

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伴随新媒体时代到来,微电影逐渐成为高校立德树人新载体。以微电影为载体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既具有突出的优势条件,又面临一定的现实挑战。以微电影为载体加强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形成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良性互动、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的互融互通、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的双向建构的实践特色,彰显了政治性和学理性的有机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的有机统一以及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的实效与价值。

南宋王朝崖山覆亡之后一个月,元军在各地仍然遭到宋朝军民不同程度的抵抗,在江西南安也发生了激战。激烈抵抗的结局,各种方志的记载是遭到了残暴屠城,《宋史翼》也如是援引,而《元史》的记载却是“不戮一人”。截然相反的记载,孰是孰非?追溯史源,《元史》的记载取自姚燧的一篇神道碑。神道碑将确曾发生的屠杀变得了无痕迹。姚燧是元代拥有深厚道学渊源的文坛大家,神道碑的记载也被取信。颠倒事实,固非信史,除了受寓目资料的误导外,仁爱止戈当或为姚燧改写旧事之主观动机。无论如何,改写的事实进入主流史籍,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文献以及清代几部新修元史均蹈袭其说。此件个案,引发研究之际如何追寻历史真实的思考,对碑志载笔的警觉和对方志史料的关注也被再度提示。

庞口李氏系高阳四大望族之一,其发迹始于五世祖李俨,但李氏家族走向隆盛是从李国GF9D2开始的,李国GF9D2乃李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他虽然官至首辅,但《明史》和诸方志记载甚简。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关于李国GF9D2的碑刻有两通专祠记,可以补充史籍记载之阙略。依据此两通专祠记,并结合传世典籍和其他碑刻资料,对李国GF9D2生平、仕历加以梳理和考察,补充了其中一些重要缺环。对于向来迷雾重重的李国GF9D2与魏忠贤之间的关系,认为李国GF9D2虽然系由魏忠贤所奖拔,但其本人并非阉党,亦绝非反阉党之斗士。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李国GF9D2摆脱不了与魏忠贤之间的干系,故不为时议所容,兼之由于崇祯帝的猜嫌,最终难逃被罢相的命运。

玉皇庙文化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分布于冀北山地一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属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段迄今发现的晚期北方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玉皇庙文化命名的形成是一部该文化发现与研究史,因与族属认识相杂糅,其间经历了反复曲折。族属问题一直是该文化的热点问题,结合时空位置定位和文化来源等认识来看,该文化位于桑干河谷邻近的西区当系代戎部族的遗存。代戎是以狄人为主体融合了众多来源不同的人群形成的一个新的部族,人群构成及其变化过程都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位于燕山腹地的东区族称一时还难以确指,这里很有可能是代戎与山戎并存、代戎逐渐取代山戎的历史进程。

“大革命”落潮之后,茅盾陷入对前途的迷惘状态。他反思自己的革命历程,对形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有了新的认识,随之对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避居日本期间,一种革命“旁观者”的身份方便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总结刚刚经历过的革命运动,扫除革命者中残存的封建思想、促进阶级觉悟成为刺激他创作的主要动力。在《野蔷薇》中,他以五则婚恋故事分析了妨碍革命者实现思想独立的阻力,表达了协调“群”与“己”关系的愿望。

晚唐时期,古文式微,骈文复兴。以古文起家的李商隐拜骈文大家令狐楚为师,转以骈文济世。但李商隐心存古文道义,其古文创作既受韩愈古文思想精髓的熏染,又有独立清醒的文道观念和文体意识。李商隐古文存世篇目虽不多,但涉及文体种类丰富,以议论、抒情和记人叙事为主的文字各有特点,议论文字笔锋犀利,抒情篇章笔势流畅,记人叙事笔法简约。受古文观念影响,他的骈文既远追六朝骈文华美文体本质,又融入古文雅颂正声,以情动人,与晚唐诸家骈文相比,别具一格。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其人才培养质量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采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联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2016年进行的首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对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起薪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家庭经济状况较好、2年制学生、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程度更高;第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均对就业起薪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学生的就业起薪还受到性别、学制、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在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对就业起薪的影响路径中,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圆满完成和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中国进入稳定脱贫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成为下一阶段乡村工作的重点,脱贫稳定性也是当前亟须考虑的一大挑战。精准脱贫阶段中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有保障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多数脱贫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善,部分脱贫地区存在医疗设备落后、药品不全等问题,整体医疗卫生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从医疗方面来讲,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推动乡村最终全面振兴,需要持续发力,不断推动乡村地区整体医疗水平的改善提升。结合实地对口帮扶情况,分析了当前精准医疗帮扶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精准医疗帮扶的实践经验,创新性地提出了“省、县、乡、村”四级联动精准医疗帮扶模式以及进一步优化精准医疗帮扶路径。

公众社会服务满意度是社会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参照指数。基于“流动人口居住空间变动与社会服务体系状况调查”数据,对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流动人口居民的社会服务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建模分析。结果显示:(1)接近六成的被访者对所居住社区的社会服务持满意态度,但存在地区差异;(2)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供需失衡情况严重,在全部10项社区社会服务项目中,存在供需位序失衡的项目多达8项;(3)居住空间层次和城市社会融入等因素对居民的社区社会服务满意度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完善社会服务供需沟通渠道和建构社会服务分级供给体系等手段,助力解决当前中国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难题。

在“外来者”和“后发者”双重劣势情境下,中国跨国企业(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以下简称CMNEs)如何通过“构建”机会的方式激活被锁定的海外市场,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采取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案例企业(传音)在非洲、南亚等海外新兴市场的拓展过程,以期解构CMNEs在海外新兴市场机会构建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CMNEs海外市场机会构建是企业将潜在机会集转变并开发为现实具体机会的过程,随着机会形态的不断迭代,企业认知焦点也会随之变化,并呈现出“洞察—聚焦痛点—反思”动态转化轨迹;(2)在不同认知焦点驱动下,CMNEs通过快速连接、超预期匹配以及共创这3个关键行动与之匹配,并最终实现海外机会雏形落地、机会修正与机会开发最大化。从“认知-行动”整合视角,提炼了CMNEs在海外新兴市场机会构建的理论模型,对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拓展具有实践启示和指导意义。

在当代偶像工业资本与社交媒体平台的裹挟之下,“饭圈”群体的文化实践方式已经变成围绕偶像展开数字劳动和线下应援的狂欢仪式。“饭圈效应”是“饭圈”成员为了获取与积累情感能量不断启动狂欢仪式并沉浸其中的现象。当前,“饭圈效应”已由粉丝化群体扩散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饭圈效应”的扩散逻辑亟待廓清。目的与意义在后现代主义中的消散、精神焦虑在个人成长中的弥漫以及虚假融入在小镇青年中的流行等社会症候是“饭圈效应”向其他领域不断扩散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