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政策逻辑。通过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发展政策体系,理解在面向“2035年基本-〓新质生产力专题主持人:宋凤轩(河北大学)主持人语:当前,世界新一轮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正在快速演进,新的生产力即将接替传统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实现由工业时代到数字信息时代的跨越式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在科学研判社会生产规律、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全新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和新形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因素,强化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力;以传统生产要素创新升级为基本举措,优化生产资源配置效能;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依托载体,迎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趋势。本期聚焦新质生产力这一主题,组编三篇论文。其中,《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脉络、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一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通过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的发展政策体系,厘清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政策脉络,在此基础上梳理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逻辑,分析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发展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明确应以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有经济新质生产力更快成长和推动民营经济聚焦新质生产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重点。《财政赋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点、实现路径及基本原则》一文基于研发创新与技术应用视角分析财政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并基于财政政策因时因地施策的实践要求以及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提出需因地制宜、全面系统制定财政赋能方案。《基于新质生产力目标下的农村三产融合:关键问题与路径调适》一文将新质生产力概念引入至“三农”领域,基于技术革命性突破视角、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视角、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视角,探讨农村三产融合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耦合性。在此基础上,以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目标再度审视三产融合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据此提出以智能化驱动三产融合的创新性发展路径,以绿色化革新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高端化引领三产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脉络、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付敏杰^1,2,李绪恒²(1.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102488)摘〓要:只有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思想的政策逻辑。通过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发展政策体系,理解在面向“2035年基本-〓收稿日期:2024-04-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研究”(22&ZD053);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重大项目“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基础理论问题研究”(2024-D1-2)〓作者简介:付敏杰(1980—),男,河北井陉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李绪恒(1997—),男,山东嘉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经济与投融资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增长理论。付敏杰,等: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脉络、政策逻辑和政策重点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奋斗目标下,经济基础从现代化经济体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再到新质生产力的深刻转变,从理论上解决了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源动力问题。基于新时代的发展政策体系演进,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重点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有新质生产力更快成长和推动民营经济聚焦新质生产力。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以要素投入为主要动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体现新发展理念、契合新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果,推进高质量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要素及核心特征,科学发力、精准发力是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在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内涵和特征基础上,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特征,从创新价值链角度讨论分析了财政赋能研发创新和科技应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同时,基于我国不同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科研条件差异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性要求,提出需因地制宜、全面系统制定财政赋能方案,为新时代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质性跃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导向。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视角出发,发现农村三产融合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内在耦合性。正因如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农村三产融合设定新的目标框架,有必要基于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目标再度审视三产融合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智能化目标,数智技术应用不足、数智化人才缺乏表明三产融合尚未实现智能化;基于绿色化目标,三产融合过程中依然存在环境污染问题且经营主体绿色价值理念与生产技能不足;基于高端化目标,三产融合的融合方式有待提质升级、产品附加值有待提高,三产融合实践与高端化目标之间依然存在差距。基于此,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总方向,提出以智能化驱动三产融合的创新性发展,以绿色化革新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以高端化引领三产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于资本增长的全过程,使数字技术偏离了表征人本质力量的轨道,以隐秘叙事的方式维护资本的运行逻辑、拱卫资本的政治本质、助力资本的增殖。洞见数字资本主义如何以资本的逻辑“绑架”数字技术,使其成为重组生产、转移价值、隐藏劳动的工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是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问题。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昌明服膺于数字资本的控制特性、剥削属性与政治本性,产生了数字时代劳动的“自由的不自由”“创新的非创新”“个性-〓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问题主持人: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主持人语: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以其揭示了资本的秘密、批判了资本的存在、憧憬了应然的未来。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今天直面资本表达形态变化、分析资本运行方式创新和探讨超越资本逻辑必须遵循的科学理论和思维。在数字技术兴盛的今天,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媾和,使数字资本取代了传统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创新了资本增殖的逻辑,美化了资本的政治面相,实现了对生产和生活的深度介入。它不仅使人类社会的“一般智力”服膺于资本的魔力,使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处于交往新异化的焦虑之中;而且以组织逻辑创新、价值转移重置和生命规训重构了资本的权力体系,使帝国主义以数字帝国的样态重返;更是以高度发达的数字文明隐藏了资本的野蛮,实现了数字时代的强制劳动、财富掠夺和政治支配。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隐秘逻辑’”,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交往异化”,评驳“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一方面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文明状态下呈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规范力和适应力,另一方面旨在通过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探寻人工智能时代驯服资本的思想理路和实践方略。数字资本主义“隐秘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摘〓要:数字资本主义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于资本增长的全过程,使数字技术偏离了表征人本质力量的轨道,以隐秘叙事的方式维护资本的运行逻辑、拱卫资本的政治本质、助力资本的增殖。洞见数字资本主义如何以资本的逻辑“绑架”数字技术,使其成为重组生产、转移价值、隐藏劳动的工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是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问题。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中科技的进步与文明的昌明服膺于数字资本的控制特性、剥削属性与政治本性,产生了数字时代劳动的“自由的不自由”“创新的非创新”“个性-〓收稿日期:2024-04-20〓基金项目:第七批“广东特支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奇点论研究”(21BZX002)〓作者简介:涂良川(1976—),男,重庆云阳人,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哲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化的非个性化”等重要的社会和存在难题。数字资本主义遵循资本特有的逻辑,创新了资本增殖的模式、价值转移的方式和生命定制的形式,以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掩盖了隐藏于数字文明后的资本逻辑对劳动的全新强制、对价值的隐蔽转移、对个体的生命规训。因此,面对数字时代数字技术驱动资本增殖的事实,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隐秘逻辑,才有可能使数字技术成为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力量。

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合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间交往的异化问题,呈现出交往主体虚拟化、交往形式碎片化以及交往关系表象化等新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往所掩盖,人在资本的宰制下进一步被工具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的数据“共享原则”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探寻破除资本统治、维护数字技术良性发展、解决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法则。

数字帝国主义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经历了从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转变过程,非经济性手段的运用逐渐转变为经济霸权的确立。数字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在其早期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技术本身的力量,辅之以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并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在此之后,数字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这一新型资本积累方式,以资本积累的逻辑实现对世界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展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演变和扩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袁桷的《开平四集》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作之一,源自其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的四次扈从上都之旅。与一般上京纪行诗着意描绘沿途见闻或上都风情不同,袁桷的书写重在以文学为介质展现个体对于自然时间更替和历史时间变化的体验,在一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中寓意时代与心绪之变。一方面,作者通过与自我、他人及自然的不断“对话”,为《开平四集》注入了流动的时间性意涵;另一方面,其晚年对于四次上京纪行诗作的合编行为也赋予这部作品以时代变迁的历史性价值,显示出袁桷作为史家的深刻自觉。

为规范公司对外担保与投资等重大决策,遏制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风险,增强公司风险防控能力,维护动态交易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激活公司民主治理规则的公示公信效力,重构公司合规治理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易安全新秩序。彰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是公司决议,而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代表权源于公司决策权,而非越权者的自我赋权。《公司法》第15条是效力性规范。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无效,除非公司决议予以追认或构成表见代表。合同无效或对公司不生效时,公司无过错,不对相对人负缔约过错责任,相对人只能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债务或赔偿损害。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中的“他人”应解释为债务人,而非债权人。若法律对决议机关有规定,从法律;若法无规定,从章程;若章程无规定,相对人应核查股东会决议。公司在为股东或实控人的关联方提供担保前也要获得股东会授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前置决议要遵守公司决议规则、信息披露规则与先合同义务规则。《公司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股东全员一致同意签字规则是效力性规范。建议废止《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越权创设的2/3股东签字同意规则。公司自益担保、公司向双控人提供反担保、一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营业担保、非公众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作保都享受例外豁免。公司对外转投资纳入公司前置决议程序的规定亦为效力性规范。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与否、如何保护的争论,本质上是对既有利益如何协调的讨论。化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利益冲突,需从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层逻辑出发,以利益分析为主线,审视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广义邻接权的保护要求。但现有邻接权制度无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提供保护,邻接权制度需进行一定的扩张,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特性和关联的利益,宜新设“生成式信息使用者权”,并对权利主体、具体保护条件、权利行使限制等方面进行明确。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缺乏多边核查机制而导致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这会造成个人在进行生物技术研究时有将其武器化的滥用风险。此外,国际恐怖组织、跨国制药公司也有可能制造或使用各种生物武器从而危害人类社会的生物安全。为了解决该问题,可以考虑采用《反酷刑公约》《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公约的思路,通过国际公约建立普遍管辖权的方法将生物武器犯罪作为一种国际罪行来对个人追诉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而更为有效地起到威慑与制裁生物武器犯罪行为人的目的。这就要求我国不但要积极推进相应公约的起草与生效工作,还要完善我国的《生物安全法》与《刑法》,使之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生态位理论中的重叠理论、协同理论和扩充理论,深入解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生态位后发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不同培养主体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鉴于此,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积极构建各核心主体间的适度错位机制、协同机制和扩充机制,并通过突出各培养主体的优势、加强培养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以及全方位吸纳培养资源等措施来提升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

数智时代认识新质生产力，应立足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从三个向度进行把握。从劳动向度认识数智赋能新质生产力基本要素中劳动者特征、劳动资料样态、劳动对象范围的新质跃升。从生产向度认识数实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向数字产业化的集聚升级，数字技术加持提升数字化环境，挖掘数据资源发挥“人工智能+”的经济拉动效应，开拓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空间。从价值向度认识数智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引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