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围绕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发展大局,综合运用社会动员、典型示范、文化育人和治理嵌入等模式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化发展。具体来看,党和国家运用社会动员模式,在引导广泛参与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用典型示范模式,在注重榜样引领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具象化;通过文化育人模式,在坚持成风化人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沉浸化;通过治理嵌入模式,在始终服务大局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

从唯物史观世界历史思想的视域出发,人类历史从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进行转向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资本增殖逻辑,虽然创造了原初形态的世界历史,但资本逻辑内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终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独特文明范式建构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史叙事上实现了对西方“中心—边缘”型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模式的“批判—建构—超越”,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过渡。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唯物史观理论逻辑与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就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所践行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的全人类共同利益都彰显出其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型叙事,仍不断助推着世界历史的动态演进。

宋代科举取士重立法。《贡举条制》是科举考试法的总称,其下又有敕、令、格、式等细化管理。科举条制从宋初沿唐制,至真宗朝始制订本朝《科举条制》,由疏而密。科举条制历经仁宗《庆历贡举条制》,神宗《熙宁科举条制》,哲宗朝元祐、元符条制修订的反复,徽宗朝《政和新修贡士敕令格式》,南宋《绍兴重修贡士敕令格式》的五次改革。宋代仅存的丁度《贡举条式》反映了科举条制在实践中的不断变化。两宋科举敕、令、格、式的延续修订,反映出宋代朝廷重视建立科举考试法,目的在于公正、公平科举考试取士。这种追求与努力也是宋代科举制能延续至元、明、清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置使司是南宋政权为加强区域军事防御而设置的战区制度。为了应对蒙古“斡腹之谋”的进攻,南宋以李曾伯为制置大使筹建了广南制置司来措置岭南地区防御。广南制置司在军事侦察与情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城防修筑和兵力调配构建了以静江府为核心,邕州为前沿重心的防御体系,并逐步完善宾、柳、象、梧等州的内线防务。因受炎瘴气候影响,广南制置司在宋蒙两次广西战役中并未充分发挥军事效能,但其军事建设在南宋末年抗元战争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受黄河下游水道变迁的影响,金代黄河下游渡河点历经多次变化,而作为黄河下游两岸重要的交通工具,河桥也在此过程中迁移兴废。金代黄河下游河桥从无到有以及架设地点的更替,不仅反映了此时期黄河下游河道与两岸交通路线的变迁情况,更是标示着金代政治需求的变化。

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现耕地保护“量质并重”,立法不仅要着眼于耕地数量保护,更应加强对耕地质量提升的关注。耕地质量提升立法应为我国耕地保护法治化的关键环节,《耕地保护和-〓法学研究管制与市场:我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法治进路专栏主持人:李蕊(中国政法大学)主持人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落实“藏粮于地”战略要求,今年6月刚刚实施的《粮食安全保障法》着眼耕地“质”与“量”并重,专章规定耕地保护制度,为实现全方位、全链条保障粮食安全创设了法治前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各类耕地占用纳入统一管理,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确保达到平衡标准。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健全保障耕地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并将其作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举措。基于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及耕地利用的强外部性,必然倚赖公权管制。这里的公权管制蕴含约束性管制和激励性管制双重向度,必须通过作用影响耕地利用者行为实现管制目标,实然属于一种间接路径。不宁唯是,在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大背景下,也必须充分考量耕地的财产属性,遵从市场法则和逻辑,通过一定限度的私权自治,激发相关权利主体乃至全社会保护耕地数量和提升耕地质量的内生动力和内在自觉。当下,我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正在推进,相关制度设计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去管制、脱离管制,而是改进管制,使得公权管制和私法自治能够有效协同。本专题的两篇文章共同聚焦审视《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规范,基于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和耕地质量提升两个维度,对于未来《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立法相关规则构造分别提出建议。不仅如此,两篇文章都着眼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过程中公益与私益、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关注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以及约束性与激励性管制手段的并用。当然,未来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具体制度构造中,还需要关注软法与硬法的协同,尤其是合同治理框架构造以及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等。我国耕地质量提升立法的基本逻辑及规范供给——兼论《耕地保护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完善李〓蕊,王园鑫(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摘〓要: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实现耕地保护“量质并重”,立法不仅要着眼于耕地数量保护,更应加强对耕地质量提升的关注。耕地质量提升立法应为我国耕地保护法治化的关键环节,《耕地保护和-〓收稿日期:2024-03-20〓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资助“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法治保障研究”(23ZFG82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李蕊(1978—),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土地法学。王园鑫(1995—),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土地法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质量提升法》也被《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列为今年预备审议的项目。为了确保耕地质量提升立法的精准有效,有必要对现有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检视,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立法的基本逻辑及规范供给。具体而言,我国耕地质量提升立法需要遵循法治协调性、法治互鉴性、法治时空性三个基本逻辑,并重点围绕“谁来提升”“如何提升”在法律层面进行系统阐释和制度筹设。

从《土地管理法》规定“耕地用途管制”到《粮食安全保障法》规定“耕地种植用途管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层面对耕地种植用途干预的具体方式倾向于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耕地种植用途管控事实上意味着国家在寻求耕地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之间的平衡,并且嵌入了优化耕地种植结构的立法意图。检视我国的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可见,国土空间规划存在制度厚度不足、耕地保护利用激励制度存在绩效不彰、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存在操作性层面挑战、耕地种植用途管控面临多元价值冲突。完善耕地种植用途管控制度的关键是要厘清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对国土空间规划制度进行调适,补强耕地保护利用激励制度,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功能。

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问世为人类带来了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迈入数智时代。数智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数智人文教育顺势而生。数智人文教育以数智技术为背景,以数据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双向耦合为本质特征,致力于帮助人类探求生命意义、唤起生命自觉。数智人文教育以数智人文素养、数智人文思维和数智人文精神为框架,是教育领域对数智时代的回应,在个性化教育、应对人类职业危机和终身教育方面拥有光明前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推动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引起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发生转变,形成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相结合的人机协同合作的教育环境。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赋能教育领域,学生主体性发展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学生自主性的强化、学生能动性的延展、学生创造性的提升。但是,数字技术赋能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同时,也使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过度自主化弱化学生的自主性;数字技术植入教学削弱学生的能动性;过度依赖技术破坏学生的创造性;虚拟空间减弱学生的情感交互性。因此,为打破教育数字化中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困局,需要坚守“培养人”的价值意向,形成正确的教育主体观;正确认识“人机关系”,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学生数字素养的培育,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注重数字化教学的人文关怀,提升学生的“情感温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技术突破和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在公众视野内演变成了不可见的技术风险。研究立足于技术的风险语义图像视角,采用计算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文本主题模型、词向量模型与语义共现网络,对网络社区(知乎)中的人工智能风险讨论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感知围绕ChatGPT在信息传播中的短期风险和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中的长期风险。从风险特征维度看,公众风险感知呈现出个体化趋势,人工智能被视为一种自愿卷入的低危害风险,但在认知上引发了公众的不确定感,个体对风险类型的识别集中在国家安全风险和个体经济风险,呈现出宏观政治与微观个体利益相结合的认知框架。公众主要采取两类应对策略,分别是以知识为中心的自我学习策略和以行业发展为中心的共同应对策略,最终形成了技术调节、技术规制、生存适应、系统共振四种风险语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