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减速期,未来城镇化水平提升空间有限,在城镇化与投资互为因果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理的城镇化水平和投资率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建立城镇化率与投资率的理论模型,选择42个国家1980—2022年的面板数据,并引入杠杆率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城镇化率与投资率的关系,结果发现:(1)城镇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老龄化国家更为显著;(2)杠杆率是影响城镇化率与投资率之间倒U型关系的调节变量,在低杠杆和高杠杆、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都十分显著。进一步提出中国城镇化率的上限在80%左右、投资率的下限在20%左右的政策建议,同时发挥杠杆率的调节作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基础和支撑。通过梳理日韩、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发现不同国家在各自的自然禀赋、制度环境乃至历史机缘下作出了不同的路径选择,同时进一步反映出阶段异步性、城乡发展等值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规律性特征。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种“大国小农”的共同式现代化,既面临着小农经济和传统村社结构的历史制约,又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使命,同时需要满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基于自身国情农情,准确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空坐标,以县域城乡融合为切口,以乡村多元共治为支撑,探寻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医疗保障反贫困是现阶段我国医疗保障政策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结合风险理论的视角,以政府为主的反贫困主体通过医疗保障,有效阻断健康风险与经济风险之间的因果互动,解决经济贫困的产生及其溢出问题。我国医疗保障反贫困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规范发展”再到“优化转型”的演变历程,形成以医疗服务反贫困、医疗救助反贫困和医疗保险反贫困为主的三重政策体系,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措施不断健全、效率逐步提高、功能不断完善。但仍面临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转型挑战、制度改革优化挑战和政策功能提升挑战。当前,应明确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目标,健全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体系,提升医疗保障反贫困政策效能,推动医疗保障反贫困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三项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项。民生保障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剖析,是深入理解我国民生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共享发展成果功能的关键。构建民生保障水平测算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2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以熵值-TOPSIS模型为基础,采用Kernel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从动态视角全面考察我国民生保障水平的发展态势,识别并揭示我国民生保障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相关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我国民生保障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现稳定上升的态势,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2)2013—2022年我国民生保障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绝大部分省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3)从回归结果来看,本省的GDP、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会促进本省的民生保障水平发展,即GDP、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对民生保障水平发展存在正的直接效应;(4)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来看,空间经济地理矩阵和空间邻接矩阵下,都存在变量对本省的影响和对相邻省的影响不同,甚至有相反的情况出现。就各个变量来说,每一个变量对本省、对空间经济地理距离相近的省和邻接省、对全国整体的影响大小程度也有一定区别。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最新形态和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守正创新。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看,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并实行民主制度的首次尝试,其各项具体举措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彰显出“人”的价值意蕴。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为社会主义民主标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意义,规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内核;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指明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动力;追求人类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终极关怀,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溯源《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原像,有利于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理论指引和价值遵循,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价值”的优势转化为民主治理效能。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军政事务繁忙,中央集权加强,都对行旅速度提出了更快的要求。宋代公务差旅因情况不同,速度差异很大,以日行里数计大致可分为400里以上的高速,200里以上的快速,100里以上的常速,100里以下的低速。宋代官民无论水路陆路,日行百里属于常态。最快日行陆路达700余里,水路则为400里以上。民间在行旅速度方面,也有难以逾越的纪录,有大半夜时间奔走380里者,有昼夜行300里者。海上航行由于科学技术如指南针、船载报时器的发展,速度比唐代明显增快。

北宋“守内虚外”的统治方针、“不勤远略”的军政战略、“谨华夷之辩”的文化思潮等诸项决策的形成,与统治阶层对于燕云经略的政策变化息息相关。宋初三朝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重塑中古华夷秩序的过程中,尤以宋太宗朝对燕云十六州的经略变化最为凸显,从与辽和好的权宜之计到“不然则战”的战略进取,从志在幽蓟的北伐之举到“异时收复”的政治畅想,二次北伐失利之后,“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的战略退却代替了此前“径指西楼之地,尽焚老上之庭”的积极进取,在“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政治解说之下,“守内虚外”“不勤远略” 的内守路线就此奠定。宋真宗承继这一政治路线与边防战略,最终与辽澶渊会盟,在现实领域实现了太宗朝后期欲与辽朝“议定华戎之疆”的天下构想。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冬,武进士人邵长蘅(1637—1704)投身江苏巡抚宋荦(1634—1713)幕府,直到去世,历时近十二载。以文化型幕宾的身份,实现立言传世的志向,这是邵长蘅晚年自觉的人生追求与文化定位。幕宾生活削弱了邵长蘅人格的自主性而突显了他人格的依附性,他撰写了大量平庸的应酬文章,难免降低了他的古文品格。但这些“因文而生情”的古文作品,也彰显出他超越常人的古文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且有效地提升了他那些“因情而生文”的古文作品的价值。得益于幕宾生活的特殊际遇,邵长蘅成为顺治、康熙年间“布衣能文之士”的翘楚,至少在声誉上得以与侯方域、魏禧鼎足而三,登上文学史殿堂。

党章以一种从根本上体现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观念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逻辑完整的规范链条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障。党章通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道路的同构共进、表达党-〓法学研究建构党内法规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主持人:周叶中(武汉大学)主持人语:党内法规学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自主要求。在独立学科地位已日益明确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建构符合党内法规内在特质、外在表现的知识结构与理论表达,应是党内法规学形成独特学术品格、实现自主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期特设“建构党内法规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专题的两篇文章通过总结党内法规现实经验,从不同层面回应党内法规学的自主发展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党章基础》一文,以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专门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为指引,以党章文本为线索,集中探讨党章如何通过体现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观念的方式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进而主张应在国家建设的广阔语境中把握党章等党内法规的独特地位和功能。《范式的转向:党内法规党外效力证成范式的学说演进及其反思》一文,以党内法规不仅限于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现象为理论关切,以学界有关党内法规党外效力的正当性论证为反思对象,逐一分析既有学说框架的应用基础与说理局限,认为党外效力问题最终需在党内法规生长的本土逻辑与自我指向中获得解决。两篇文章均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建设党内法规的独特逻辑、党内法规超越一般政党内部规范的功能定位、党内法规形塑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法治实践等问题,表现出摆脱西方政党政治模式、法治话语范式支配的努力。对党内法规学的长远发展图景来说,这些探索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局部的、阶段性的。面向未来,如何立足中国国情、秉持中国关怀,正确处理好党内法规和传统理论之间的张力,增强党内法规学的特色塑造与理论转化能力,还有赖于多学科的深入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党章基础周叶中,熊〓娜(武汉大学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2)摘〓要:党章以一种从根本上体现中国共产党国家建设观念的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逻辑完整的规范链条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障。党章通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现代化道路的同构共进、表达党-〓收稿日期:2024-02-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特点和趋势研究”(21BDJ048)〓作者简介:周叶中(1963—),男,湖南武冈人,博士,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党内法规学。熊娜(1999—),女,贵州仁怀人,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党内法规学。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领导国家发展的价值理性、坚持系统均衡的发展理念,集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愿景。党章中的发展原则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范、外交规范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相呼应。以相关理念内容为基础,党章主要通过对规范体系的统领与指引、对治理体系的塑造与影响,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扎实推进。

学界对党内法规党外效力证成范式的发展,经过了间接影响论、宪制逻辑论、社会系统论和党政关系论四重范式的转向。无论何种进路,在理论供给侧均无法满足证成的需求,或与党内法规实践相脱节,或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或在证成性、说服性与方法科学性上有待商榷。文章总结反思了不同进路的优缺点,认为只有从党内法规生长的本土逻辑与自我指向中才能建构一套符合党内法规党外效力证成需求的理论逻辑。

自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项目制由最初的财政领域扩散到社会公共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动员和组织国家与社会资源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此背景下,随着深化产教融合的持续推进,项目制也被引入产教联合体建设之中。项目制治理下产教联合体建设是一个逐渐演进的历程,主要经历了奠基期和发展期两个基本阶段。其运行机制包括资源嵌入管理、构建行动链、多层级组织架构以及激励—压力传导四个部分,不断形塑并持续推进产教联合体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主要表现为-〓教育学研究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与要素创新专栏主持人:刘奉越(江苏理工学院)主持人语:深化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职业教育有效服务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随着产教融合上升为一项国家制度与战略,在具体实施中取得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供需双方对接不足、行业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产教融合层次较低等问题。基于此,本栏目聚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与要素创新”这一主题,共有三篇论文。《产教联合体建设:一个项目制治理下的解释性框架》一文基于项目制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演进历程、运行机制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如何完善产教联合体建设进行反思。《职业教育反馈机制模型下产教融合的发展要点:职业能力标准与证书建设》一文指出,职业能力标准与证书制度建设是产教融合的发展要点,前者要注意衔接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后者要以教育成果促进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何以困难重重?——基于职教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执行的分析》一文以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研究对象,展开案例研究,分析了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失真执行、象征执行等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希望这组论文能够对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丰富产教融合理论体系的深入思考有所启迪。产教联合体建设:一个项目制治理下的解释性框架刘奉越(江苏理工学院 职业教育学部,江苏 常州〓213001)摘〓要:自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项目制由最初的财政领域扩散到社会公共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动员和组织国家与社会资源的“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此背景下,随着深化产教融合的持续推进,项目制也被引入产教联合体建设之中。项目制治理下产教联合体建设是一个逐渐演进的历程,主要经历了奠基期和发展期两个基本阶段。其运行机制包括资源嵌入管理、构建行动链、多层级组织架构以及激励—压力传导四个部分,不断形塑并持续推进产教联合体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主要表现为-〓收稿日期:2024-05-10〓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形态的实践样态及治理机制研究”(B/2023/02/04)〓作者简介:刘奉越(1972—),男,山东济宁人,博士(后),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比较教育、继续教育。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产教联合体类型多元化、推动地方产教联合体建设、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增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彰显。为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完善产教联合体建设治理机制,需要精准做好项目分配与调整,关注多元主体的需求,避免项目“碎片化”,引入第三方评价组织,等等,以不断提升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效能。

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反馈对于明确产教融合的要素和路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反馈机制反映出职业能力标准与证书制度建设是推动产教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所在,它们不仅精准对接了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还通过教育成果的有效转化,积极推动了产业的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我国需要在职业能力标准建设上确立学习成果导向的核心原则,拓展对职业能力的全面理解和构建一套完整的职业能力开发路径;在职业能力证书制度的建设上打造映射综合职业能力的职教文凭,构建与学历证书并重的职业能力证书,并以职业能力者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引擎。通过构建更加科学、系统的职业能力标准体系,以及更加权威、有效的证书制度,可以更有力地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产教融合是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与顶层设计相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实践层面却陷入落实困境。作为典型的产教融合政策,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的执行关涉产教系统的多个部门与主体。以教师企业实践政策为研究对象,展开案例研究,可以发现,由于受到层级性治理与多属性治理机制的双重约束,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可能会出现失真执行、象征执行的现象。究其根源,受限于“条块分割”体制,教师企业实践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容易走样,偏离政策预期目标,这也是制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顽疾所在。解决顽疾的关键在于,发挥各级党委的统筹作用,尝试建立临时性领导小组,通过高位推动,在短时期内将处于高度分化状态的“条块分割”体制重新“粘合”,并通过经费保障、信息交流等方式辅助提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