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书札的传递方式,大体可分为利用官府途径传递与通过民间途径传递两大类,而后者又大致可分为专人送递、托人转交两种方式。以朱熹与朝中公卿、师友故旧、乡亲门人等的往还书札为例,以探讨上述三种传递方式在私人书信传递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不足,并据以讨论宋人完成传递所需用的时间以及私信传递中的泄密情况等问题。

南宋建炎、绍兴初年的京湖战区,国防形势严峻,中央对各支武装力量的掌控亦为不足,故而并无成型的统军体系。“稍复藩镇”中枢决策的实施使得战区内各武装力量在镇抚使兴废的过程中渐归统一,岳家军建制初步成型。绍兴六七年间,岳飞北伐班师后接连叙迁京西、湖北路宣抚使,置宣抚司于鄂州,京湖战区形成了“宣抚使——诸统制”领导体制。对金和议达成后,南宋中央实现对京湖守军彻底掌控,罢除了安抚使之外包括宣抚使、制置使在内的诸类使臣,始置都统制司管军,鄂州都统司成为京湖战区的最高统军机构。

对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缁衣》的用字情况进行了全面测查比较,并与传世《缁衣》篇用字进行对照,发现两篇出土《缁衣》用字有很大差别,且其本字使用比率都明显低于传世用字。战国时期不仅各诸侯国“文字异形”,同一个诸侯国内文字异形也十分严重。因此,秦统一后“书同文”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解决了各诸侯国文字异形的问题,也有效地保存了汉字形义切合的表意文字特点。

fen祭的致祭对象皆为祖先神;其次fen祭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与 、舞等祭祀活动有着一定的关联,这几种祭祀有时会同时、同地进行,尤其是fen祭与 的关联,在传世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另外,对fen祭的祭祀场合的分析,也对我们理解fen祭的性质提供了帮助;最后,依据卜辞辞例和“沉”“坎”等专字用法及其造字构形表意情况,“fen”字的造字构形表意和辞例用法与之相类。从而推知“fen”造字构形表示以火焚文、黄之意。由此观之,fen祭的性质,即是一种以祖先神灵为致祭对象,且常与fen祭同时进行的“临时祭告”活动。

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农业滴灌技术在高校育人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本质特征看,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点滴指导、细致入微的精细化教育,是循序渐进、持续滋润的渗透性教育,是对症下药、求真务实的高效化教育。从核心理念看,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生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德育为先的品德教育理念、尊重差异的个性教育理念。从实现方式看,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以德为根的因材施教方式、主动贴近的点滴指导方式、潜移默化的环境育人方式。

目前我国社会对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需求日益高涨,而从事早期发展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和质量均严重不足,这是制约此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调研了我国儿童早期发展需求现状及我国早期教育先驱的探索与经验,同时梳理了欧美、日本等国家儿童早期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专业人员培养机制以及政策实践案例;继而尝试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早期发展保教师”(以下简称“儿早保教师”)培养体系的必要性,并建议予以政策牵引、支撑和保障,并通过高校试点先行、示范引领。

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离不开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将CAS理论与区域治理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京津冀区域治理系统,分析了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性、流和非线性等CAS特性,并结合“B-Z”反应方程建立了系统演化模型,探讨了系统的演化规律和协调机制等问题。在京津冀区域治理系统的演化发展中,系统协调机制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亟须构建京津冀区域治理体系与数字化治理共享平台,并协调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等适应性主体间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区域善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京津冀经济发展依赖于京津冀资本的良好流动。引入改进FH模型,考虑经济增长和政府干预不仅影响自发资本投资率,也影响储蓄投资倾向。基于改进FH模型的京津冀地区资本流动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资本流动水平逐渐增强;经济增长和政府干预对于储蓄投资关系的影响也由弱渐强;相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更大;不同城市的自发性投资率和边际投资倾向不同,其资本流动水平存在差异。

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和智慧旅游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但是现有研究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关注不足。分析了智慧旅游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驱动作用,阐述了其驱动机理,探讨了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协同”特征,区域旅游发展失衡从根本上制约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进程。京津冀区域旅游要想实现长期有效协同,必须尽快改变区域旅游发展失衡的状态。智慧旅游凭借其创新机制、学习机制、知识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在推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驱动作用。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省,必须及时抓住智慧旅游的发展机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智慧旅游发展路径,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快速推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进程。

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其重点和难点在于年龄效应的调整,即如何排除出生组效应,并剔除收入等年龄相关因素的干扰。为此,使用1995—2013年CHIP城镇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的方法获得年龄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剔除年龄效应的基尼系数,考察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剔除年龄效应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表明在排除老龄化相关因素的影响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平等趋势不断增强;其二,经典基尼系数始终小于剔除年龄效应的基尼系数,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老龄化对消费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其三,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年龄效应尚处于低位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将愈加彰显。

对流动性风险来源及溢价渠道的研究,有助于投资者认识并管理流动性风险。运用流动性调整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LCAPM),选取沪深股市2006年1月到2017年12月共计144个月300支股票的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溢价效应与三种溢价渠道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对我国股票期望收益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三种流动性风险中个股流动性成本对市场收益率的敏感度最为重要,是流动性风险溢价的主要渠道,而另外两种风险渠道的影响相差不大。同时,中国股票市场也存在“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在市场整体流动性降低时,投资者会选择将投资资金从流动性低的股票转移到流动性高的股票中,使流动性较差股票的价格急剧下降。

首先通过引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计算空间溢出效应指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的空间杜宾模型;其次,基于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大中型工业企业2009-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研发投入的空间依赖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确实存在空间依赖性,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补贴和企业净利润的空间滞后项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即其他地区的经济距离加权平均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补贴和企业净利润会促进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关于风险投资对IPO效应的研究却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基于管理质量的研究视角,运用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在IPO当日和日后的市场表现,发现风险投资能够通过提升管理质量、缓解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和理性化。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风险投资的参与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欠发达地区30余家高新技术领域上市企业为样本,重点探讨风险投资对这类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为完善欠发达地区风险投资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现实依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对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业绩的积极作用并不理想,但当风险投资在目标企业持股比例较高时,确实可以帮助其实现业绩较快提升。这一结论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尤其要重视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支持,同时制定相应政策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充分发挥风险资本对高新技术、创新创业的助推效应。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优化配置、结合发展,是响应健康老龄化,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有效途径。从系统耦合理论角度可见,养老服务中的医与养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两者呈现出显著耦合性特征,是由机械的浅结合、深结合向有机融合的逐步发展,即由低度耦合进而达到高度耦合状态。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的耦合具体表现为功能耦合与结构耦合,并通过这两种耦合形式作用于各耦合要素,与复合系统形成统一体,推进医与养的有机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健康养老的需求。

利用《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人口调查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对于有人口外流事实的家庭而言,家庭禀赋差异的存在导致外出人口并不完全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效应并没有完全显现。家庭人口外流决策应该在保障基本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人口外流。从宏观影响来看,一味的人口外流并不能完全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人口外流规模与农村经济呈倒“U”型,家庭成员平均外出1人更有益于农村经济发展。基于此,就农村贫困地区而言,就地城镇化及县内转移实现人口的相对集聚,是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及地区经济竞争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20年来,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对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经历了三次转型,略有成效。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兴起,日本再次转换了政策思路,采取稳定人口与提高生产率两手抓的方针,将人口增长目标转为人才增长目标,并将少子老龄化对策纳入超智能社会的顶层设计中。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需要准确把握人口现状,大力扩充人才储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巨大挑战。

英国不成文宪法的历史传统能否延续,激发了波格丹诺的深切思考。有鉴于经典宪法著述对现实解释力渐衰,而新成文宪法的理论构造尚未完成,英国的宪制转型处于一个关键的过渡时期。《新英国宪法》秉承了英国学界一贯的忧患意识,对英国民主宪制的转向进行了系统性的反思。这种立基于英国实践的学理探究,有助于激发英国民主政治的活力,也为宪法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