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是“四库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处于四库馆臣纂修分类稿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过渡阶段,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撰者在对前代书目分类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图书分类体系,反映了四库馆臣对传统学术史和学术体系的基本建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残本著录宋人笔记94种,并对这些笔记的书名、著者、版本及真伪等问题做了考订辨析,也就部分笔记在传布过程中的卷帙篇幅、文字增删等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考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的著录情况,有助于探讨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早期认知,进而全面窥探其对宋人笔记的接受与批判。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词的语法功能属性与词的使用频度之间的关系是汉语词义属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258个现代汉语感官动词的使用频度进行封闭测查,考察各个动词在语料库中的频次,以及各词感官义项、非感官义项、感官用法、非感官用法的使用频次,再将这些词的频度信息与它们的语法属性信息进行相容度分析,对词频与基本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描写和阐释。结果表明,感官动词的语义属性与动词语法功能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表现。感官动词词义的特殊性表现在相对普通动词而言较弱的动作性,以及词义一般包含较强的对行为方式状态的描述,这是由感官活动在人类行为中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外,词语的类聚特征越丰富,词语聚合的总量就越小,词语间就具有更高的相似度,这些相似度必然会在语法功能等方面得到反映。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冀皮影戏,其影卷是影戏的主要文学形态,也是影人表演的文字参照。冀影卷承载着影戏的叙事方法和文化内涵,其题材的选择、情节与人物的设定、程式化的设置、民间地域文化的融入形成了冀影卷独特的文学魅力。其活态化表演中的词格、韵辙和唱腔在丰富了影戏艺术表现的同时,也形成了冀影戏独有的审美意蕴。在中国戏曲文学史上,冀影卷在丰富了戏剧叙事文学的同时,也因方言、程式化和通俗的文学特色自成风格。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幸福感带来一定冲击,对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高校不仅要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更要积极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培养善于体验幸福、积极创造幸福、正确享受幸福的时代新人。从目标维度看,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主要包含促进生命健康的教育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目标、遵守法律法规的教育目标;从价值维度看,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感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相统一;从实践维度看,教育者要更新幸福观教育理念、创新幸福观教育方法、拓宽幸福观教育渠道,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时期,激励大学生在感恩中体验幸福、在担当中创造幸福。

“互联网+”时代基础教育对教师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教师是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改革亟须面对的课题。“学习管理师”富有“一专多能”的特质,承担着“三双育人”的职责,是具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教合一”功能的新型职业。“学习管理师”型师范人才培养有利于实现基础教育的减负增效和环境重构,地方高师院校应立足于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结构调整,坚持需求导向,积极进行“学习管理师”型师范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采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形式,进行“学习管理师”型师范人才培养的创新实践探索,从“理念体系、内容体系、工具体系”三方面建构了“学习管理师”型师范人才培养体系。在取得阶段性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将继续从申请“学习管理师”证书认证、将“学习管理师”培养纳入国培省培体系、建立“学习管理师”校级及国家级标准等方面深入探索,以期为地方高等师范院校由传统师范教育向现代教师教育转型发展提供启示借鉴。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文化自信教育是推进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文化自信与“纲要”课教学有其内在关联性,文化自信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目的,而中国近现代史是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载体。“纲要”课中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在教学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认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而且有利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具有一定耦合作用机制,判断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对于正确处理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对系统耦合度测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并对2010—2017年中国省域层面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有较大区域差异性,部分地区科技创新投入并未带来相应的科技产出,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也没有带来相应的产业效益;科技创新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持续改善,部分地区两者已经进入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但仍有近半数地区耦合关系还有较大改善空间;有些地区科技创新系统与产业发展系统的耦合较差,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阶段不高,部分原因在于科技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活动的“背离”。

根据高质量发展内涵,从经济活力、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生态友好6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运用AHP模型测算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结果表明,2012-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总体稳步提升,城市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呈缩小态势,但相关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京津两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显著高于河北省各市水平。同时,京津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运用牛津全球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模拟计算。研究表明,较高的债务水平和信贷规模增加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高位运行的房地产市场加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外部风险,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中短期风险。随着在贸易、“一带一路”、资金流动、消费、产业融合等方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加深,模拟结果表明,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减缓1%、2%和3%,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率在2020年分别下降0.2%、0.5%和0.6%。进而,提出了扩大企业融资途径、防控金融风险、抑制房地产杠杆、刺激国内消费、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等政策建议。

河北省入境旅游发展快速,随时间增长入境旅游人次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均呈现增长趋势,入境旅游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倒二八”结构,形成了亚洲市场(中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下同)为主,中国港澳台地区市场和欧洲市场为辅的格局。在此基础上,依据竞争态模型划分河北省入境客源市场,并分析不同等级客源市场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一级客源市场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日本市场竞争力增强,亲景度上升,韩国和俄罗斯市场竞争力减弱,亲景度下降;二级客源市场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市场竞争力逐年增强,亲景度上下波动,属于强亲景市场;三级客源市场中,马来西亚和所有欧美市场竞争力和亲景度均呈现下降趋势。最后结合客源市场的演化特征以及现阶段新冠病毒疫情,为河北省入境旅游不同等级的客源市场提出相应的拓展对策。

互联网信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至关重要。首先,从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信息源、层级制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传递以及公共政策执行效果影响进行分析;其次,以上述影响机理为据,在政府可通过缩减控制幅度成立专门信息管理机构强化信息的搜集、传递与政策执行的前提假设下,基于塔洛克的等级歪曲模式,构建涵盖互联网信息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模型;随后,对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政府可以通过把控信息源,或者通过网络信息及网民舆论监控政府委托代理层级中的信息传递“倒逼”各级政府部门尽可能地客观真实传递公共政策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可以通过协调委托代理层级与政府网络信息管理部门控制幅度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效益;最后,基于主要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提升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不仅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民生和增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以河北省实地调研为例,在考察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情况,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后,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商业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信息化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就业和创业机会、市场秩序以及经济环境的满意度较低。同时,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以及家庭特征是影响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大对三、四线城市公共服务投资力度,加快交通设施建设,鼓励绿色出行方式,稳定物价水平,扩大市场开放,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智能媒体传播格局使得新技术日益成为关注热点,但媒介伦理对于技术的规制依然关键,新闻价值观的理性回归是新闻传播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技术变革和传媒格局重构的时代背景下,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实践中焕发生机与活力,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势在必行。以红色新闻资源在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方法,从价值引领创新、专业培养创新、教育平台创新三个维度,创新红色新闻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融合的教育模式,为新时代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开拓新思路。

新冠疫情下,线上的交流和协作成为配合线下募捐的一个重要部分。技术驱动互联网促使在线募捐协作成为可能。募捐微信群的形成及演化符合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募捐群由于信息、信任差序而导致社会系统暂时远离平衡状态,非平衡状态下的系统易于捕捉差异(如多元主体、海量捐赠信息、弱组织性等),形成了促进系统平衡的涨落。协作过程中,共同抗疫的目标涨落、个人价值凸显涨落、高效协作涨落、群属认同涨落以及新技术工具涨落在试错中不断被修正,且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被放大,从而获得了突破性力量成长为优势涨落,促使募捐群形成秩序。同时,人们根据实际需要改造技术的使用方式,进一步催化了募捐自组织趋于有序化。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和技术可供性等理论视角,结合灾难学中社会协作关系建构的研究视角,探究募捐微信群网络协作的自组织过程及演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