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宋代的儒学教育从内容方面讲，强调伦理教育，强调致用思想；从教授方法上看，针对不同年龄采取的多样的传授方式，避免了一般伦理说教单调死板的弊病；从参与者的角度说，一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令儒学思想的传播更为精准，也更具吸引力。宋代儒学教育的这些优点，都是当今国学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同时，由于受专制政体的影响，宋时的儒学教育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为当今国学教育提供了历史教训。

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初创合作教育，面对合作教育理论研究薄弱、合作教育岗位欠缺、管理队伍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通过加强合作教育理论研究宣传，采取多样灵活的工作安置策略，提升合作教育工作岗位数量、突出教育性，增强项目协调员从业能力和校企领导的敬业精神等对策加以破解，为我国目前的产学研合作教育提供了借鉴。

道德教育是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梭在论说其道德教育思想时塑造了作为榜样、伙伴、引导者和研究者的教师角色。这种立体性的教师角色对教师的学识、修养、态度、能力等多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需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饱满的热情引导儿童善良的天性发展成为优良的道德品质。

20世纪初，日本的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迅速传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下田歌子“贤妻良母”主义的家政教育理念。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家政教育理念传入中国是在民国元年，此时社会思想较为开放，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家政教育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其间日美两种家政思想互为碰撞。1922年《壬戌学制》确立，下田歌子的家政教育理念逐渐走向衰败，哥伦比亚大学家政教育理念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现代词学的确存在着南北两派，北派以王国维、胡适为思想旗帜，南派以朱祖谋、况周颐为实际领袖，他们在学术理念、治学路径、师承关系等方面各具特色。然而，无论有怎么样的差别，他们都能在继承的前提下有所创新，确保学术统系得以传承，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并成为现代词学发展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大舞台》是谈歌走出了“三驾马车”心态，以一种超越政治与功利、世俗与道德的自由潇洒的心态完成的一部成功的长篇巨制。作者采用了边叙述边批注评说的一种新的小说写作方式，其精彩的批注或点评，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批判意识和思想深度，而且与小说的叙述融为一体，犹如在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桥梁，使读者跟随作者自由地在其中游走穿行。这是创新小说文体形式的一种成功尝试。在人物塑造上，着重表现人物自身性格的内部矛盾冲突，达到了人物内心的真实和人性的深度，表现出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中贯穿着诸多传统文化内涵，能调动观众心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其喜剧素材在嘲讽当代社会现实之时，又表现了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的价值。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剖析其作品中包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及现代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的认同。

生态共建共享是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内容，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尤为重要。在详尽分析京津冀生态共建共享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采用成本分析法、基于能源生态足迹的生态服务价值法，测算出京津在流域和大气方面对河北生态补偿的具体金额。结果表明，目前京津冀区域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有待改进。最后，分别从制定合理补偿标准、树立底线红线思维、引入排放权交易、建立区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联动机制以及引导公众参与等角度，给出京津冀生态共建共享市场机制的对策建议。

通过系统梳理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进展状况，分析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的原因，认为要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必须一方面形成“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保障协同保护的战略规划、目标任务、政策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形成“自下而上”的全民积极主动进行协同保护的参与机制。将两种机制路径紧密结合，有效解决内外部因素导致的协同保护效果不明显问题，合力提升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效果，尽快改善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间的关系，可以促进京津冀城镇化创新发展。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首先阐述了城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性，然后把京津冀城镇化发展放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通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镇化的比较分析，针对京津冀城镇化发展现状，最后构建了京津冀城镇化“三维一体”和“五位一体”创新发展模式，并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及生态一体化建设等创新发展策略。

河北大学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层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和学生特点的党员教育新模式，在预备党员和大一新生中全力实施“筑基工程”。“筑基工程”是该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细化和深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落地生根的创新举措，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传播语境下，会呈现一系列诸如传播信息碎片化带来视野狭窄化、传播信息拼图化带来真相渐进化以及传播信息感性化带来舆论情绪化的失序状态。实践中，需要认知和把握“微”传播的基本规律，通过议程设置整合“微”议题带动公众视野广博化，通过意见领袖占领“微”阵地引领社会价值观念大方向，通过“把关人”职责创新激活“微”思维收获大成效，以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传播控制。

抗日战争爆发前，《申报》不仅报道儿童节的设立和上海市的庆祝活动，而且以此为契机，传播儿童教育新理念，也不乏对儿童节的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儿童节商业广告都渗透着对儿童爱国教育的灌输。《申报》对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的报道推动了儿童教育的发展，彰显了报道的时代性、教导性特征。

从蒙古灭金前后、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入主中原这三个时间段对元朝金银矿冶的分布与开采进行了时段性研究以及区域性的探讨；蒙古灭金前的金银开采，以开采统治下的西夏与花剌子模等地区的金银矿藏为主，而灭金后则旨在恢复和继承金朝的金银矿产资源；1234年至1278年前后，蒙元帝国在统治的下中原汉地初步建立了金银矿冶管理制度，恢复开采疆域内的金银矿藏，然而此时蒙元的金银开采仍主要依靠云南地区；元统一中国后，统一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家完善了对中国南北方疆域内金银矿冶的恢复、开发与徵课，并使元朝的金银开采基本上恢复了前朝的水平。

全媒体时代的主流新闻发布面临着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等无把关信息传播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信息过量和注意力碎片化的媒介社会，重要信息往往会被垃圾化、泡沫化的消息所瞬间淹没。新闻媒体从新闻报道的策划到发布、传播都需要科学合理的把控，找到自身吸引公众关注的独特价值，制造“引爆点”，正确引导舆论。引爆点理论归纳出的流行三原则来阐发流行潮兴起的原因。引爆点理论中引发关注、引导潮流的思路对新闻报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休闲文化是以和谐快乐为准则的文化，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之外的空闲时间里所进行的使身心轻松愉快、内容符合个人意愿、形式上生动活泼的活动并进而产生的文化形态。休闲文化传播的逻辑起点在人类早期的交流中，漫长的历史发展使之形成了人类群体所共有的休闲思维、休闲系统、休闲习惯及其行为模式。从休闲文化的传播走向和扩散功能来看，主要有休闲娱乐的逐步社会化、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个向度。休闲文化传播的整体性表现在不同民族或者国家对休闲思维、休闲系统、休闲习惯的选择性行为模式，不同民族传统和国家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休闲文化传播的文化行为和传播模式。大力开拓休闲文化传播的学术路径，扩展其研究视阈，对中国文化传播、社会和谐发展及增加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我国的IPO抑价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资本的聚集严重制约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2014年1月，我国资本市场重启IPO，引入新股上市首日临时停牌机制，这一举措是否可以改善抑价水平及其影响因子？通过使用破板日中价来描述首日停盘机制下抑价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一机制的引导下，发行因素代表的不理性因素对IPO抑价水平影响有所下降，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水平得到提高，市场对新股的投资变得更为理性。

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体系中最凸显的力量，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微观层面选取评价指标，对近年来我国城商行参与市场化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商行，城商行在存贷款利率水平、资产增速与资产结构以及盈利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综合实力位居第一。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城商行应主动适应新形势，以思路创新促进发展模式转型。

克里普克所代表的直接指称理论因空名问题而受到质疑。《空名与虚构实体》一文着重论述的是克里普克对虚构专名这种空专名的基本观点。通过文献解读可以为直接指称理论做出辩护，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直接指称理论框架下，虚构专名不同于一般专名：第一，虚构专名有含义，其实质为一簇特定的摹状词；第二，虚构专名有指称，其指称对象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抽象实体；第三，若以现实世界为视点，含有虚构专名的语句假装表达命题。

在精微的哲学深思和人生体验中，唐君毅构建了心本体的哲学体系，实现了“道德自我”——“仁德”——“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层层晋升，从高悬于天际的道德心灵，最终走向了永恒理性和现实人生的融合，在理与情的结合中强调了生命在物我感通基础上的圆融。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中国艺术精神之根本在于物我相忘以通情，中国艺术的心境关系实为一感通关系，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心物交融为核心的感通之德。感通之德的提出既是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游艺精神的承继又是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性解释，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探求的有益补充。

马克思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一生与他为人类追求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马克思早期公正思想为马克思公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公正不是自在之物”是其公正思想的逻辑起点；“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更加必要”是其踏上争取公正政治道路的标志；“人类世界的不平等是平等的色彩的折射”是其捍卫劳动人民物质利益、争取公正的开始。

基于形而上学实在论和真之符合论存在的问题，普特南提出了内在实在论。他认为我们是在一个理论内部谈论实在，“真”是我们的信念之间以及我们的信念同我们的经验之间的某种理想的融贯，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对同一实在的理论或描述不是唯一的。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因带有认识者的面孔而被批评为具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普特南明确了真的标准，承认可接受的合理性标准的客观性。虽然没能彻底避免相对主义，但做出了反对相对主义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