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降临及东封西祀,并非是为了涤耻,也不是为了证明赵宋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更不是强化意识形态和构建精神信仰的一场思想运动。真宗的这些举动,实是解决其自身统治危机的一种手段。从太宗为传位己子开始,宋政府统治便隐伏着危机,真宗继位后,危机并未解除,而是随着真宗诸子去世及澶渊之盟订立而加深。为解决这一危机,真宗与王钦若等人策划了这一场天书降临、东封西祀、冒称圣祖的闹剧。随着大中祥符三年真宗后宫再次产子,这场统治危机终于获得解决,但给宋政府带来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导致财政失衡、天怒人怨、民心尽失,最终促成了北宋走向积贫积弱的局面。

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两位君主为了解决藩镇之患,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废支郡”和“直属京”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是逐步推行的,且与罢黜禁军将领军职是同步进行的,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两项政策的实施,其着力点放在支郡刺史的“专奏权”方面,这又与藩镇在京城设立的进奏院有关,关乎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传递。此外,太祖、太宗所推行的“废支郡”和“直属京”政策是建立在五代制度的基础上,并不是北宋建立后才有的,这些政策的施行最终促使藩镇节度诸使成为虚衔。

苏雪林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自然哲学、神话学角度解释了《楚辞》中“九天”的概念、来源和延伸。根据其楚辞学“域外文化说”的基本论点,苏雪林认为《楚辞》“九天”的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论,在屈原时代传入中国,后衍变成中国神话中的九重天神系。苏雪林对《楚辞》九重天神系进行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试图构建“中国神话系统”。苏雪林楚辞学的神话研究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同时苏雪林用外来文化阐释《楚辞》,对拓展楚辞学的跨文化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研究视野具有较大启发。

中晚唐时期,古文与骈文再一次进入此消彼长的角色转变期,李商隐以古文起家,以骈文谋生,其古文写作经历有早期处士叔教育之功,亦受晚唐古文势微因素影响,由古文转骈文写作之经历,是李商隐以古为尊、骈文为辅的文体观体现。

语言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都会通过词语反映出来。网络词汇生动鲜明地反映着社会的现实。针对网络词汇的发展变化,用原型范畴理论研究分析网络词汇语义变化及非范畴化现象,探索网络词汇承载的社会意义及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从而使许多独特、个性鲜明的网络词汇更加科学规范,是十分必要的。

多模态逻辑是关于“包含多种模态的逻辑”的研究,它的系统内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算子,并且算子间不可归约。多模态逻辑旨在为研究多种类型的模态提供统一的形式框架,其基础理论是模态逻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模态算子及其表述、多模态逻辑的研究视角、多模态逻辑系统的分离性以及多模态逻辑的语义选择是多模态逻辑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上述问题的澄清与解决将有助于多模态逻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明末大儒黄道周通过对宋明时期具有支配地位的朱熹《孝经》学的反驳与厘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孝经》学。他认为《孝经》是“六经之本”“治化之纲领”;肯定了《孝经》文本的权威性、完整性,认为《孝经》皆“夫子本语”,不分经传,努力恢复《孝经》原貌;从新的角度阐释“严父配天”,突出孝道的普世性、超越性。黄道周的《孝经》学被后人极为推崇,俨然成为明代《孝经》学的一个高峰。

协同推进兼具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效能的环保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方面。现阶段,京津冀已就环保产业的协同推进达成了共识。在肯定京津冀三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和加大资金投入等方式为京津冀环保产业的协同推进提供有力支撑的同时,更应敏锐发现关联度差、互补不足,集中度低、规模化弱,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硬性约束机制缺失等阻碍京津冀环保产业协同推进的不利因素。并有的放矢,从协同规划法律机制、对接对标法律机制、科技创新法律机制、投融资法律机制和信息共享法律机制等方面入手,建立全面、到位的法律保障机制网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协同建设以及经济结构的协同升级提供持续稳定的产业支撑。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应逐渐从政策引导转向立法规范。经京津冀三地人大及常委会的共同努力,现已初步形成了“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席会议研究、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批准”的协同立法模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协同立法机制和程序,并制定了关于协同立法的法规文件和实施了一批协同立法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和阶段性进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如对“协同”的认识差异、重点领域立法尚待突破、立法项目来源比较单一、缺乏刚性约束机制以及区域协同立法的质量提升与数量控制等问题,建议从三地的发展程度等历史角度正确理解“区域协同”,以信息化为依托,充分发挥智库优势和扩大公众立法参与,建立京津冀区域标准化规范和问责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切实推进深层次、高水平的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如何推动城市群形成合理的功能空间分布,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所在。针对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空间紊乱、经济功能与生态功能矛盾凸显、产业功能与城镇功能不匹配等功能结构“失衡”现象,通过构建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空间状态指数,对该失衡状态进行测定和表达,并提出以功能结构优化引领空间结构优化、构建合理的功能结构体系、强化城镇功能、加强制度保障等措施,解决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结构时序失衡、空间失衡的问题。

脱贫攻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河北省补齐短板、加快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总体来看,河北省金融扶贫在政策制定和路径选择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区域金融扶贫协同性不足、农村贫困地区弱质性、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等问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冀区域脱贫上升为国家发战略和2020年前志在必达的目标下,河北省应当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进一步完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与机制,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尤其应当注重金融扶贫的长效机制建设。

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之间的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给出了计算指标权重的复合信息赋权法,建立了基于复合信息赋权的港口物流与腹地经济协同发展评价模型,并根据2006—2016年的样本数据,对唐山港与腹地经济的协同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唐山港港口物流子系统有序度和腹地经济子系统有序度及综合协同度均呈持续增长的态势,综合协同度的提高有赖于各子系统有序度的共同提高。最后,从政策扶持、港口固定资产投资、腹地经济发展、物流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产物,为引领国内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但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东风推动企业顺利“走出去”,需要解决诸多挑战和难题。在回顾总结中国“走出去”战略基本内涵、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剖析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的新环境、新机遇和必然出现的新挑战,提出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效应对挑战和成功“走出去”以实现协同发展和更好成长的对策建议。

借助Dow和Karunaratna关于心理距离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和跨国数据,通过改进Kought和Singh提出的指数构造方法,构造具有时变性和方向性的心理距离指标,并利用40个国家间双边FDI的实际数据,使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对心理距离作用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启示各国应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受教育程度、产业发展程度等方面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了解,从而缩小心理距离,促进FDI发展,进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进程。

分税制强化了中央财政集权,为了平衡地方财政收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增长。基于1994—2015年的分省财政结余资金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结余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转移支付通过“项目制”的资金分配机制对地方政府财政结余资金规模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地方财政结余资金规模,人均中央净转移支付每提高1元将产生0.05~0.1元的财政结余资金。作为“项目制”的主要形式,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对财政结余资金的扩张效应更为显著。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中国已经实现了“全民医保”,但医疗保障的城乡差距及不公平状况使制度保障效应大打折扣。推进城乡医保制度整合是实现医保公平的有效途径,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集中体现。在实践中,城乡医保整合提高了参保人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包括扩大了覆盖面,实现了统一性,提升了保障度,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置等。但与此同时,分档缴费并与待遇挂钩的制度设计使得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过程中还存在公平性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从推进实质公平、均衡医疗资源配置、提高统筹层次等角度,实现从人人参保到人人公平参保,最终实现“公平医保”。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是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宗旨。以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基于SERVQUAL模型测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运用因子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针对目前养老服务质量低的现状,从制度、经济、技术、服务人员和个人五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并从政策支持度、养老服务管理水平、养老服务补贴、养老金水平、养老服务信息化技术支持度和养老服务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提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措施。

积极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社会各项挑战的重要战略思想,而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进行重构与完善。已有文献大多围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公共政策选择展开分析,而未能充分意识到老年人健康、参与、保障等基本社会权利的实现,需要足够且可持续的公共财政能力予以支撑。后续研究,有必要在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的综合性视角下,将原有局部领域、具体环节的公共政策纳入整个财税体制的分析框架中,以提升中国涉老公共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与可行性,并使政策的制定、实施能够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实现有机结合。

历经25年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法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互联网法律仍存在立法主体的层次不高、立法宗旨的权利保障不强,立法内容的协调性不足以及立法时效存在滞后性等突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进中国互联网立法的健康发展,应当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在互联网立法中的主导作用,贯彻管制与保护并重的立法宗旨,并采取措施保持立法内容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进一步提高立法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