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特产”开发是最能发挥农业农村农民优势的地域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着力点。从理论维度分析,“土特产”通过产业效益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文化资本再生产、组织创新驱动与人力资本增值五维功能传导路径,构建指向乡村全面振兴的正向价值传导体系。针对当前“土特产”发展面临的产业转型要素配置失衡与制度性阻滞并存、生态资源约束与产业规模扩张形成二元张力、文化异化致使产业升级受阻、组织治理效能低下以及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等多维脱耦困境。本研究提出打造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提升产业效能,构建生态友好型产业格局,破解资源约束,创新文化资本活态转化形式实现价值跃迁,强化多元主体合作联结机制并搭建多层次人才支撑体系的整体优化路径,从而推动“土特产”从单一经济功能向乡村全面振兴载体的范式转换。

针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基因流失与符号解构挑战,构建“物—符号—制度”三维分析框架,并以中华土鸡为例进行检验。分析表明:农业生态塑造的生物特性(物)经文化赋值形成符号资本(符号),并最终固化为场域规则(制度),三者因演进速率差异(生物特性缓变、符号意义中变、制度规则速变)在工业化冲击下失衡断裂,导致基因流失、符号失真、制度失效。“基因检测+文化认证”双轨制保护模式(实践层面体现为“方志权威+区块链溯源”)依托国家级保种工程锁定核心遗传标记,通过方志文本核验激活符号资本,以政社协同机制实现技术与文化的协同保护,为全球遗产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是一个不断向前、动态发展的历程,与时代语境的变迁及媒介的更新迭代密不可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众文艺是印刷时代文人作家主动面向大众的通俗化运动,网络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则是网络媒介与草根大众的联姻。在与大众文艺之“旧”的对比中,新大众文艺之“新”昭然可见。而所谓新大众文艺,就是技术平权语境下以大众为创作主体、面向大众的文艺活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人创作成为可能,新大众文艺之媒介特性与大众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新大众文艺必将呈现新的风貌。

“新工人写作”在当下的崛起与新媒体语境关系密切,这种“自我书写”以劳动经验为基础,形成一种具有社会介入功能的文化行动与文化景观。在新大众文艺中,网络文学、短视频等具有产业性质的“大众文艺”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支,而“新工人写作”位置特殊,并兼具技术时代的“符号性”与社会主义文学特有的“人民性”,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追溯从五四“平民文学”“工农兵文艺”到社会主义“工业题材写作”至今日“打工文学—新工人文艺”的百年谱系,通过对皮村文学小组、《新工人文学》杂志、陈年喜、王计兵等具体案例的细读,分析“网络赋权”“媒介赋权”对“新工人写作”的重要作用、限度与问题。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用楼规模化出现的重要时期,楼宇普遍建造,尤以临街楼、跨街楼为突出。包括酒楼、茶楼、旗亭、青楼等在内的市楼蓬勃崛起,不仅数量多、规模大,服务质量也很高,在官方的支持参与下,开辟了城市发展的新时代。市楼成为一方标志性建筑及地名,带动一方经济生活发展,还提供其他社会服务,传统菜系也主要在市楼形成。樊楼是市楼的象征,后代当作北宋东京繁华的象征,被三次异地重建,史所罕见,“闹樊楼”也成为元明南曲曲牌。气场强大的市楼将商业活动立体化,促进了大众消费升级,提高了城市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从而也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城市商业和休闲娱乐的品质。

苏轼的“写意”观是其文艺论评思想的集中体现,贯之以诗文、书画、乐歌、园林和器物等诸多文艺形式,其所“写”之“意”首先立基于生命“自我”,在文艺的通贯性和整体性上开显出“自我”之“真意”,同时这种“自我”又具有生生性。苏轼之“意”既是“有意”之建构又是“无意”之解构,天造自然之“无意”的文艺论评呈现出宇宙天地之生理生意的世界。“道”是苏轼艺术哲学之本体,道体生生是苏轼着力开显的“大生命”意旨,这种“道通为一”的文艺世界体现为艺与道通,艺之“意”即是“道意”;艺艺融通以及艺与宇宙万物的生生会通,“道意”的终极意旨即其生命的休歇处,“无心”使“道意”得以实现与朗照。苏轼“写意”观的生生哲学写就着当代与未来,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精神。

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设置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是政党关注、政策导向、市场需求、学术热度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充分的理论支撑、深厚的历史渊源、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但要明晰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等基础环节,更要明晰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相互关系,以理解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学科建设的必要性,明晰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同中共党史党建学下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以理解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应加强党务工作研究的学术性,扩展党务工作研究的视野,将基于学科特质的自主发展与一级学科背景下的融合发展相结合,科学设计课程体系,进而真正实现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良性循环。

党务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党务工作理论,历史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党务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现实基础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型政党和“两个先锋队”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党务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务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务工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党务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党务工作,每个时期党务工作的制度、机构与活动都不相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务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始终坚持鲜明的党性、始终严格遵循党内法规、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和始终坚持实践导向。

作为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依据,网络诽谤行为中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情况面临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和传播次数的认定问题。网络诽谤行为侵害的法益包括被害人的名誉权和网络空间秩序。在网络诽谤行为中,传播行为属于介入因素。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应当先比较行为人的诽谤行为与传播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因果力。由于二者因果力大小没有明显区别,进而应判断传播行为的异常性。异常性的判断有三个维度,即介入因素的预见可能性、先前行为与介入因素的关联性和介入因素本身的正当性。在认定传播次数时,应当扣除不涉及实质侵害法益的传播行为。在计算网络诽谤信息的点击、浏览次数时,应当扣除被害人和机器人的点击、浏览量,对网站管理人员的点击、浏览量则无需予以扣除。在计算网络诽谤信息的转发数量时,应当将机器人的转发量纳入计算范围。

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贯彻落实政策和立法的重要作用。政府备案审查没有发挥监督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理想作用,致使其在实践中违反法制统一、损害公民权利。通过梳理120份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备案审查通报发现,备案(文件制定)机关对政府备案审查的质效发挥有一定影响。运用组织社会学的原理,引入注意力分配、激励机制和权威等概念工具分析后发现,中央政令对于备案审查机关的注意力分配具有重要牵引作用,激励机制是确保备案审查工作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的重要因素,专业型权威是实现备案审查实质化的核心要素。据此,为提升备案审查工作质效,有必要建构规范性文件备案(文件制定)机关、备案审查机关、备案审查监督机关三方协同机制,包括:制定过程介入机制,即由规范性文件备案机关邀请备案审查机关参与文件制定过程;审查过程分层级机制,即在备案审查机关建立不同层次的审查机制;备案审查监督机制,即备案审查监督融贯于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审查工作全过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工程博士作为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关键力量,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基于对25所试点-〓教育学研究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制度创新与类型分化专栏主持人:郭卉(华中科技大学)主持人语: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刻进程中,教育、科技与人才的联动效应日益凸显。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沿突破,还是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都对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要求。如何在制度供给、类型定位与能力建构层面实现整体创新,已成为当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核心议题。本专栏汇集三篇研究成果,分别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层级展开,形成了纵贯全链条的人才培养图景。林成华、卢新宇的研究,立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剖析我国工程博士培养的结构失衡与模式困境,提出“产教双螺旋”育人模式和多元评价体系,回应了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的矛盾。郭卉、邢少乐的文章,以英德比较为镜,揭示英国多科技术学院深陷“学术漂移”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发展“职业本位”的制度逻辑,为我国本科职业教育在“职业性”与“高等性”的平衡中提供了制度启示。李政的研究,以技术学范式为视角,厘清“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内涵,构建横向、纵向与径向三类复合能力模型,并提出基于校企协同的培养路径,为职业教育一线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南。三篇文章共同指向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中探索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制度创新与类型分化,推动产教融合纵深发展。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亟须在纵向贯通与横向分化中重构人才培养体系,使教育真正成为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制度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导向下我国工程博士培养的关键问题与对策林成华,卢新宇(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浙江 杭州〓310058)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工程博士作为连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关键力量,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基于对25所试点-〓收稿日期:2025-07-2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学科交叉平台博士生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创新研究”(BIA230181)〓作者简介:林成华(1979—),男,浙江苍南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人才政策、研究生教育。卢新宇(1996—),女,河北唐山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人才政策、研究生教育。林成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导向下我国工程博士培养的关键问题与对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高校的系统调研和14份产业政策文本的结构化分析,进而深入剖析了我国工程博士培养面临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培养规模与产业需求存在显著缺口,年均供需差额逐年攀升;培养模式与产业实践严重脱节,企业深度参与不足;培养内容滞后于产业技术发展3~5年;企业参与培养面临成本高、激励少、风险大等制度性障碍。基于问题导向,提出构建产业需求导向的动态调整机制、创新产教深度融合培养模式、搭建高水平工程实践平台、建立多元化质量评价体系、完善企业参与激励机制等系统性对策,为推动我国工程博士培养改革、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本科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已成为回应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的关键。引入新制度主义理论,构建“制度环境—行动者策略”互动分析框架,比较英德两国本科职业教育差异化发展的制度机制。研究发现:英国多科技术学院深陷“学术漂移”困境,其根源在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共同导向学术逻辑,促使院校通过模仿学术型大学来获取合法性。相较之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能够建构并发展“职业本位”,关键在于三类制度要素协同支撑职业逻辑,激发州政府与院校的制度创业行为,逐步建立起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合法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可知:中国需强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连续性与引领性,提升省级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推动职业本科院校在“职业性”与“高等性”深度融合中重构育人和科研模式,系统破解类型教育的合法性困境。

作为日常概念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在使用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亟待在学理层面予以进一步澄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对技术技能人才复合化的需求,源于旧职业分工与新的技术内容、形态和地位的不相适应。从机器技术到智能技术的内容变迁、从脑体分离到脑体融合的形态变迁、从技术依赖到技术独立的地位变迁,三者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分工形成了跨界化、柔性化和扁平化的新样态,并构成对横向复合、纵向复合和径向复合三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职业院校应根据不同类型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特征确定校企合作模式,以复合型岗位重构专业课结构和课程内容开发范式,分类推进实习实训内容的设计和实施。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前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金融行业,深刻改变着社会公众的金融消费习惯。世界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对促进金融行业发展、引领金融科技进步的重大意义,纷纷加快抢占人工智能研究高地,布局金融行业人工智能产业链,力争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尚属于新兴技术且未经过一轮完整经济发展周期的验证,特别是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金融行业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挑战,对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形成了新的威胁。首先将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兴起的背景,而后在可能带来的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保障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下,科学评价中国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同于常见的从全国和省级政府层面测算财政乘数的做法,立足于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分解到发展型地方政府实施实践,探究地市级地方政府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经由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发挥积极财政效能的潜在影响。基于中国发展型政府施行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从理论层面探究积极财政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执行经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并使用面板联立模型方法实证研究发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可以通过提升地市级政府层面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实现,财政透明度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而土地配置经由直接效应机制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这不仅从地方政府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渠道支持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为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政策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