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昌先生有丰富的文学史撰述,多为大学授课讲稿,生前未曾发表,《紫庵文集》出版,得以公布。有《中国古典文学讲稿》《明清文学》《中华诗词发展小史》《汉魏六朝赋》数种,应引起文学史界重视。主要围绕《中国古典文学讲稿》,探讨魏际昌先生撰述的文学史特点。他对中国文学内涵的概括合乎中国文体特色,论述中国文学重去伪存真还其本色,反映出那一代学人以实学为基础的治学风格。而其评价历代文学所表现出的重视来自民间文学的倾向,既接受了其师胡适的文学史观,又受时代风气影响。因其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故能在具体分析作家作品时,做到实事求是、深入精到。

整合传世文献与新近出土文献资料,依据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发展趋势可以推知,禅让制的思想应该萌生于孔子,形成于七十子,衰落于战国中后期强势“礼”学崛起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艰苦探索。禅让制既是对中国上古历史史影的捕捉与发挥,也是直接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所开出的救世良方。通过对楚简文献《唐虞之道》《容成氏》与原始儒学的关系挖掘发现,先秦儒家禅让制的思想遭到了诸侯各国既得利益者以及传统“礼”制两方面的强烈挤压,这是《唐虞之道》和《容成氏》等相关文献湮没无闻成为佚籍的真正原因。但是,禅让制思想的骨子里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具有深刻的同情。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自然之道的本旨仅仅为返本复初,而不是相反对立。无为无执者返本复初可以有长久的效用;有为有执者错失了自然之道,从而产生相反对立的错误格局和物极必反的变化趋势。《道德经·三十六章》物极必反的事例历来以阴谋论与自然论解之。自然论虽较阴谋论为佳,但却是阴谋论的基础,且与《道德经》上下文不符,并非老子自然之道的本旨。只有从违道而行的反例来理解,才能真正领会《道德经·三十六章》的实义。

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宋廷对粮种的利用和监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廷对粮种通过借贷、赐予、蠲免以及开展屯田活动等多种方式加以广泛利用,并在其筹备、购置、播种、偿还和违规发放、强制借贷等环节都有着相关监管举措的实施。对于官员在粮种利用和监管中的垦辟荒田、救护灾民和安置有关人员、积极推动屯田以及贪污资财等行为,宋廷也分别有着相应的奖惩。宋廷围绕粮种利用和监管所制定、实施的一系列相关举措,对推动宋代农业和灾害救助活动的发展均有其积极意义。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高古”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其范围涵盖诗书画诸多领域,且使用频率极高。然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高古”范畴的内涵所指或语义不尽相同,甚至有较大差异。在范畴史视野下考察“高古”诗歌美学,可发现金元之际的郝经与晚唐司空图及南宋严羽均不相同,后者具有明显的佛道色彩,而郝经则凸显元初儒学复兴之下的经义之旨,也即与《诗经》“风雅”精神存在伴生关系。

晚清士人书籍流转是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文化现象,以缪荃孙为核心的书籍流转活动,具有书籍流通和学术交流传播的双重意义。缪荃孙经由书籍流转拓展了书籍文献的获取途径,为其研究治学提供了文献保障,逐渐确立起在文献学、金石学、校勘学等领域的学术权威地位,并形成了一个以缪荃孙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书籍流转在促进书籍共享、流通的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

语言语境即上下文语境,影响词汇的临时性意义构建。当前,具体语境下的词汇意义构建问题是认知语义学及词汇语用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已有学者展开理论性研究。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中的N400指标主要识别语义违反,其作为语义违反特异性ERP组分,是研究语境意义构建过程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同一词语分别放置在字面义倾向语境、引申义倾向语境两种语境中,采用ERP技术,通过对语义敏感成分N400进行分析,试探究词汇语用信息的认知机制。通过对比被试在两种语境下的实时N400指标变化,可知字面义倾向语境下N400效应不明显,未出现明显的语义违反,在引申义倾向语境下,关键词后出现明显的N400效应。实验表明,语境信息作用下的词汇语用信息激活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激活词汇的引申义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

海外美国大学是建立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在学校命名、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治理模式、质量保障等均体现出美国高等教育特色,并且授予本科及以上级别学位的独立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主要经历了萌芽期、联盟期、转型期以及扩张期四个发展阶段。海外美国大学的运行体现出始终贯彻美国国家战略意图、积极推广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深度融入办学国家地区社会的多重制度逻辑。海外美国大学的全球扩张使其在后续发展中面临一定的困境,例如:异国办学引发文化冲突、数量增加导致质量难以保障、盲目追求模式复制导致水土不服。

高校作为我国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其创新水平对我国社会创新力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大学科技园将企业、高校和政府有机结合成产学研合作体系,这一特点为高校创新产出的外溢和再生产提供了可能。大学科技园对高校创新产出的研究将有利于了解高校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学科技园对高校专利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发现:第一,国家大学科技园能够促进参与高校在发明专利上31%的增长。第二,东部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更能促进高校在发明专利的增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并不能显著影响高校的专利变化。第三,仅有理工类高校能够受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影响并在发明专利上呈现增长效应。第四,高校参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后,普通高校比高水平高校在专利产出上有更高的增长。第五,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高校专利增长还有利于高校的专利转让。上述结果表明大学科技园对高校的作用机制需要理性看待和规划,才能实现高校和大学科技园共赢局面。

金融平民化是指平民享有金融资源及其权益的制度性安排。金融平民化的核心理念是以金融经济规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政治的和谐、进步、文明。同时,通过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障金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中国现行社会制度条件下,金融平民化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作用。中国应当通过广泛的金融教育,使社会相关层面牢固树立“金融平民化”理念,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完善金融政策法规,调整改革金融体制机制,转变金融服务方式,持续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并积极实施支持金融平民化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

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是生态补偿的责任主体,三方的行为策略选择直接影响生态补偿的演化和实施过程。通过构建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三方生态补偿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揭示博弈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过程及对生态补偿策略演化方向和演化速度的影响,基于行为策略演化稳定路径的仿真分析提出提高生态补偿实施效率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在生态补偿演化博弈过程中,政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和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三方最终的演化稳定策略是协同,各主体对生态补偿的参与态度、期望收益和奖惩力度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生态补偿的长效稳态发展需要向鼓励主动参与、提高期望收益、增强信任关系、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奖惩机制的方向引导,不断提高生态补偿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辉煌的革命业绩,也涵育了不朽的革命文化,才成就了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沿着逻辑起点、逻辑展开、逻辑归宿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进行考察,概言之,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鲜亮底色,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根脉,以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为历史镜鉴,历经先声、高潮、接续、创新、升华的发展脉络,是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形态,在政治、文化、政党、国际等维度上凸显了其独特的价值意蕴。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逻辑进路与精神图谱,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坚持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在最高检主导下,我国出台了相关制度文件明确了第三方独立监管人模式,但仍无法有效避免合规监管中无效监管的发生。为了使合规监管切实发挥实效,建议根据案件性质,从合规的作用以及实效性出发,限定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制度适用范围,从立法层面统一标准,建立公平合理的准入条件,使监督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有法可依。通过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义务来源探析,明确其角色定位,进而明确合规监管人的权力边界,确保其地位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同时加强对第三方合规监管人的制度保障,包括合规监管工作的依据、原则、方式、平台、经费等,最大限度发挥企业合规监管人制度优势,为合规不起诉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