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形象是影响国家文化利益及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因素。新时代文化强国形象战略是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本质要求, 其价值理路在于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新时代文化强国形象的塑造和认同,激活优秀文化资源塑造形象之魂、入脑入心凝聚形象之力、培育时代新人夯实形象之本, 其遵循的内在逻辑在于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切实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实现塑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象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对内推进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外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做到内外联动、同向发力。

坚持胸怀天下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勾连历史与现实,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域下审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内涵要义,可以发掘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多重意蕴。其政治向度为:秉持和践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其道德向度为: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坚持主持公道正义,秉持“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其文明向度为:坚持文明多元共生,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在文明激荡中追求共同价值。

在儒家气学传承的长河中,王廷相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他上承荀子、董仲舒、张载、朱熹等人,延续气学的传统;下启王夫之、戴震、谭嗣同等人,弘扬了经世济用的学风。他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围绕气本、气化、气种等观念,讲出气学世界观的高峰。在气学世界观基础上,近代先进中国人逐步接受物质观念,树立起新的世界观。

当代中国对生活持悲观焦虑情绪者众多,回望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启发性,值得借鉴。孔子之“乐”属于“情”的范畴,儒家之“情”有两个维度:群体之情与个体之情,孔子对个体之情论述更多。“乐”是“情”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呈现为道德情感(孔颜乐处)、审美与道德情感的融合(曾点气象)、日常生活之感性情感(无私忧、乐观)三部分。孔子乐观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种信念进一步细分为“志为君子”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的信念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即使建立其中一条,也能支撑起人的乐观精神。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

阐述《普通语言学手稿》中独立书稿《论语言的二元本质》以外的“词条与格言”“普通语言学的其他文稿”和“普通语言学备课笔记”三个部分所反映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思想,包括对语言认识的宏观阐述、语言理论的专题思考、普通语言学思想的火花和纳入教学的成熟思想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普通语言学教程》特别是第三度课程所呈现语言学思想,是索绪尔长期思考的结果。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主流化与中国化的三个关键节点。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左翼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南,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的主流地位。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文艺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围绕“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核心构建起以工农兵为中心与主体的文艺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在实践上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为当前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在理论上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话语体系,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自19世纪初西方大学确立科学研究职能以来,西方大学中涌现出众多著名的大学学派,这些学派在推动各自学科领域的学术繁荣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考察西方大学学派的发展历程与成功因素,可以发现学派领袖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学派的孵化孕育,到学派的组织运行,再到学派的代际传承,都离不开学派领袖人物的引领和推动。综合而言,学派领袖人物在大学学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他们是学派研究范式的引领者、学派研究团队的凝聚者、学派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学派新生力量的培育者以及学派价值文化的打造者。分析和借鉴西方大学学派领袖人物的学术角色,有助于我国大学更好地开展学术团队建设,以培养出符合我国大学学科建设需求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提升教师评价素养是保障教学质量的关键。通过对京津冀地区259名高校英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考察在线教学模式下高校英语教师评价素养现状。研究发现,教师评价素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评价知识相对扎实,评价态度有待提高。教龄和教育专业背景对教师评价素养具有显著影响。此外,教师评价素养受到评价意愿、政策、自主学习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最后指出提升教师评价自主性、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完善教师评价机制是提高教师评价素养的有效方式。

土地托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制度改革产生的一种农业生产性服务经营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农村“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的问题。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经济和非经济两个维度构建托管方、被托管方、政府、中介组织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行唐县土地全程托管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参与土地全程托管后,农户的经济绩效与非经济绩效均显著提高;托管方次之,托管组织形成了适度的土地和劳动力经营规模,提升农业质量和效益并实现了社会价值;政府绩效最低,表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等目标在短期内未充分实现,有待提升。

已有研究很少从全产业链视角科学量化评估数字经济的碳排放效应,更多的是以ICT产业为媒介分析数字经济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经济投入产出模型从全产业链视角测算了河北省数字经济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全产业链的视角下,河北省数字经济的引致碳排放量仅次于六大高耗能产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由贸易和消费驱动的,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高耗能部门和产业链下游的高数字化部门。国内贸易和居民消费是推动河北省数字经济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而碳排放强度和产业关联是导致数字经济碳排放降低的主导因素。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推动数字经济科学减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通过关注员工的心理动机倾向,以调节模式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为依据,探讨了自我调节模式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基于对106个团队535份配对问卷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发现:自我调节运动模式和自我调节评估模式均正向影响个体创造力,创造力过程投入在自我调节模式与个体创造力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自我调节运动模式/自我调节评估模式对创造性过程投入的影响均受到团队时间压力的跨层调节作用。团队时间压力对自我调节运动模式与创造性过程投入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而对自我调节评估模式与创造性过程投入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从动机视角揭示了调节模式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为团队激活下属工作动机提升创造力提供借鉴。

财政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在三环节的社会财富分配中,它不仅直接改变着社会利益关系的重组,而且还对初次分配环节和第三次分配环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财政再分配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功能。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以税收制度为手段促进橄榄形群体结构的形成,以公共支出为手段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严密税收征管为手段强化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但是,需要理性看待财政政策功能的重要性和局限性,并且为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人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人民”作为一个“范畴”被提出来,并被赋予科学的内涵,是随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才逐渐明朗、清晰和凸显出来的。马克思以历史发展规律为基础,以阶级分析为方法,将“人民”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之中,强调了人民的现实性、阶级性、进步性和整体性。“人民”以劳动群众为主体,以推动社会发展、顺应历史潮流为标准,在本体层面是生产劳动的承担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政治层面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在历史层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在阶级层面是革命阶级和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继承、丰富并创新了马克思“人民”范畴的科学内涵,在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依靠人民力量,推进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民幸福。

“纸老虎”一词由来已久,在不同时期的使用蕴含不同的意指,但其最初本意一直延续。在近代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纸老虎”大量出现在政论家的话语表达实践中,指称不同的革命对象:清政府、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不一而足。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早期共产党人将其初步建构为反帝革命话语体系的构成要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成为“纸老虎”语词的核心指向。“纸老虎”表达了民众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同时也是动员国民抗战到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话语斗争武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系列论断,系统深刻地解答了如何认识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命题,不仅构成了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反帝话语的重构。

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与村政权建设中,为乡村社会各阶级表达或隐匿其政治诉求与政治利益提供了实践舞台。中共、村干部、民众在乡村民主政治的舞台上,发挥了不同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改造了村政权组织结构,削弱了地主、富农对乡村权力的影响,锻炼和培养了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乡村干部队伍,促进了民众行为、思维方式的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河北省涉县是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核心区域,女娲庙宇分布广泛,常建于山顶或山村最高处,称之为“顶”或“奶奶顶”。涉县女娲庙宇以中皇山娲皇宫为中心区域,由西向东呈条状分布,距离娲皇宫越近,分布越密集,越远则相对稀疏。冀南太行山区女娲奉祀起源较早,至迟在唐末宋初之时,女娲信仰已有一定规模,及至明清时期,在地域文化传统、女娲护佑事项与信众所求高度吻合、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女娲信仰达到兴盛。就碑志来看,这一时期女娲信仰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原有补天“文化英雄”的神格逐渐失落,其“始祖母”神格成为主导,在这一转变中,女娲作为生育、护佑子嗣的独立女神的身份越来越清晰。